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刘书亮的专著《虚拟偶像、AI数字人与赛博生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作为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虚拟数字人的产业应用与文化生态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从消费文化与生产技术的视角出发，融合叙事学、游戏研究、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资源，对虚拟角色、数字人及AI时代的赛博文化生态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全书以“后台幻觉”这一原创概念为钥匙，从虚拟偶像到AI数字人再到赛博生命，层层推进，逐渐深入，呈现了一幅关于数字时代“真与假”的精密地图。

本书提出了SBC（基于故事的角色）、SFC（无所谓故事的角色）和SRC（准备好进入故事的角色）三种虚构形象消费类型。无论是米奇这样的经典迪士尼明星，还是Ayayi、厘里等当代中国的数字人博主，抑或柳夜熙这样的系列短片女主角，都能在这套框架下找到清晰的定位。

其中，刘书亮尤其针对由“中之人”驱动的虚拟主播生态，给出了犀利剖析：通过复盘绊爱“四个分身”企划的失败及A-SOUL成员珈乐退团风波等标志性事件，粉丝群体中存在的“赋灵者迷恋”得以揭露——他们既依赖中之人的身体性，又拒绝其身份具体化。这种悖论让虚拟偶像行业所谓的“永不塌房”沦为神话。

如果说“中之人”驱动的数字人让运营方头疼不已，那么AI驱动似乎提供了一条“去人化”的出路。但本书对此保持了审慎的批判态度。刘书亮指出，AI数字人的迅速应用，堪称一场“技术负债的雪崩”。大量AI客服、虚拟助手在准确性远未达标时便仓促上线，行业甘愿背负大规模技术债务——重要的不是AI服务足够好用，而是“先进的AI技术已经在被我们驯化了”的符号价值。这种“炫耀性负债”，正是现代性和资本运转逻辑的缩影。

更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对AI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AI被要求越来越像人——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另一方面，AI却被拒绝拥有真正的主体地位，仅仅被当作“高级的工具”。刘书亮借用汉娜·阿伦特“劳动、工作、行动”的区分，指出AI目前仅被用于低阶的劳作替代，而真正参与社会行动的可能性则被刻意回避。这种“近人—工具”的悖论框架，既剥夺了AI的主体性，又酝酿了对其“俄狄浦斯式”的恐惧。

于是，刘书亮提出了人与AI值得展望的相处方式：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要求人类承认和接受AI对人类有隐而不显的后台部分，与之共处但并不试着对其掌控和完全理解——就像我们面对小猫小狗那样。借用约翰·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概念——在能力、理智、可能获得的力量等各个方面，人与机器孰强孰弱？AI究竟是聪明绝顶，还是只会靠概率猜测来逐字逐句回复？那是一个我们仅能从外部检测的黑箱。AI不是人类之子，而是不同的新“物种”，是一种逐渐成形的（硅基）生命。

面对这块“无知之幕”，放弃控制执念，走向承认硅基生命可能性的后人类主义。这或许是赛博生命即近的未来，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准备。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 张丽
签发编辑/ 马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