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显卿宦迹图·棘院秉衡》 描绘会试考场全景
明清时期会试多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早春，山西举人刘大鹏中举后，满怀意气自太原进京参加会试，只要通过会试的选拔，刘大鹏便可实现“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刘大鹏将赴京考试的一路见闻与应试经历写入日记，为后人理解清代新科举子参加会试的详细流程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同乡京官担保 换取“准考证”
刚到京城，刘大鹏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出门拜客。在当时的官场与文人圈子里，拜访哪些人、先见谁、后见谁，都有着严格的讲究。刘大鹏严格遵循着规矩，他“先拜座师，次拜同乡京官，次拜同乡商人”。所谓“座师”，也就是刘大鹏乡试的主考官。明清两代的科举，考题多以主观题为主，考生能否考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官的主观评判。在这种充满变数的选拔制度下，考生能得到考官赏识而中举，自然对其怀有知遇之恩，考生与考官也因此结成了“门生”与“座师”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只是师生情谊，后来更逐渐演变成仕途中相互扶持的利益共同体。所谓“师生之谊，宦场最重”，正因如此，他进京后拜客先拜座师也就不足为奇。
在拜访顺序里，同乡京官虽然排在座师之后，可这并不代表他们无关紧要。刘大鹏就在日记里直言：“新举人到京，他事犹轻，独求同乡官印结为第一重务。”这是因为同乡京官印结是清代“举人覆试”的“担保推荐信”。自顺治年间开始，朝廷为了防止科举舞弊，对乡试中试者还要重新进行一次考试，这便是“举人的覆试”，举人只有拿到同乡京官出具的印结，才能参加这场考试。如果迟迟拿不到印结，无法参加“覆试”，拖到第三个会试周期，便会被取消举人资格，此事事关举人的前途与功名，自然是重中之重。
拿到印结这封推荐信后，举人们还要将它送到礼部，凭借印结换取真正的“准考证”。刘大鹏在日记里记录了“准考证”上的内容：“礼部为收结事，今收到山西省本科中式举人刘大鹏。同乡京官印结一张，此照。中字第五十二号，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这种凭借同乡京官担保换取“准考证”的资格审查，在当时已经算得上十分周密。
资格审查严谨 王公大臣亲自监督
同乡京官印结不只是“举人覆试”的“入场券”，更是一份担保文书。清代规定，每次会试前的二月十五日为“举人覆试”的固定日期，考试当天，刘大鹏拿着准考证进入贡院时，惊奇地发现，之前为举人们开具印结的同乡京官也纷纷来到考场送参加“覆试”的举人进场。原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有人冒名顶替。印结的实质意义，就在于由举人的同乡京官证明该举人的身份真实、家世清白、无其他违规情况等，如若出现冒名顶替等情况，出具印结的官员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这种印结担保制度，确实可以减少舞弊现象的发生，但同时也让同乡官员与举子之间更容易结成依附关系，为同乡之间提供了结为朋党的机会。除此之外，贡院门口还有王公大臣亲自监督，逐一核对举子与印结文书上的样貌、籍贯等信息。朝廷科举考试流程的严谨，让身在其中的刘大鹏心生敬畏，生出“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的热忱。
“覆试”只是热身 还要张罗饮食和生活用品
“覆试”结束后，距离三月初九的正式会试还有一段时间，可这段日子，刘大鹏也没有闲下来，而是利用复习的闲暇一边拜客，一边张罗搬家的事。按照规矩，他除了拜见自己的座师，还要拜见座师的座师。“凡充各省乡试考官者，每届会试年，各率其所取之士，拜见其座师，以表敬意。”此外，刘大鹏刚来京城居住的“三晋西馆”位于南城，此处远离考场，为了就近应考，他又要搬到离贡院更近的“大城”一带居住。等到住宿安顿妥当后，时间也来到了进入考场的前一天。由于会试不存在“离场休息”的做法，刘大鹏需要与朋友们出门采购会试所需物品。清朝的会试总共三场，分别定于三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考生需在每场正式考试的前一天提前进场，而正式考试期限为两天。这也就意味着，每场前后三天里，举子都不能离开考场，不仅要在里面答题，还要在考场内吃饭与休息。因此，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必须张罗齐全，避免影响考试状态。
称呼里的细节 让科举功名具象化
三月初八，日上三竿之时，贡院门大开，负责会试的差役和官员们早已落座，开始依次点名，被点到的考生们经过核验“准考证”后才能入场，随后会领到一张印有座位信息的“印票”，方便对号入座。同时，考官还会发放用来固定试卷的纤条和考试试卷。
令刘大鹏感到意外的是，监考人员只认证不认人，似乎是为了最大程度防范考生与工作人员私下串通。进入考场等候时，刘大鹏又留意到一个细节：“乡试场中号军称士子，呼曰先生，会试中号军称士子，呼曰老爷。名分之不同，有如此者。”只是一句称呼上的细微变化，却让科举功名的意义具象化。这一幕让刘大鹏备受鼓舞，对前程生出了更多期待。
会试考题变化 折射时代变迁
刘大鹏笔下会试考题的变化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他曾将1898年会试的试题内容详细记录下来：分别是以四书为题作诗赋、以五经为题作文和以经、史、教育、兵制、货币制度为题的策问。当时的考试内容虽已有所革新，加入经、史外的内容，但大体还是以传统经义为主。而到了1903年刘大鹏参加最后一次会试时，在清末新政影响下，考题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廷更加看重实务，传统的诗赋一律被取消。这样的改变对刘大鹏这类早已习惯旧式科考的传统士子来说十分不利。然而此时的他已年近半百，早已没有精力再去重新适应考试模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对清末新政就抱有强烈的警惕与抵触，从内心就不愿迎合社会的变革。
最终，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刘大鹏以落第收尾。但他在私人日记中留下的详实记录，为后人了解清代会试制度与清末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留下了直观记录。
文/张斯扬 马晓婕
编辑/ 刘忠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