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北京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依法对上海哈啰普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啰公司”）在北京违规超量投放共享自行车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超量投放”的问题不止在北京发生，哈啰近期在多个城市因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点名约谈。实际上，北京已经连续8年依法对共享单车实行“总量调控”，公司配额与其运营考核分数有关，去年哈啰在北京连续四个季度考核分数垫底。分析认为哈啰超量投放目的是挤占竞争对手空间，此举不仅带来行业恶性竞争，还会增加城市治理难度，而企业整改的关键从技术上并不难实现，关键在于其能否真正尊重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
现象：
被查后仍拒不改正
2026年4月7日，北京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接到线索举报，反映哈啰公司在中心城区多个点位违规大量投放未备案车辆。次日，执法人员现场核查确认，举报属实，并依法对哈啰公司进行行政约谈，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于4月10日前完成整改，回收未备案车辆。
4月13日，执法人员复核整改情况，发现东城区盛德紫阙、簋街等地仍存在大量未备案车辆，经认定，哈啰公司未按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投放车辆，且拒不改正，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及《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针对哈啰公司未按照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投放车辆、拒不改正的行为，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三十一条及《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总队将依法对哈啰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调减其运营规模。目前，该案正在按法定程序办理。
当日，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中心城区行业管理部门再次对哈啰公司进行行政约谈，指出哈啰公司违规超量投放未备案车辆，严重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严重破坏了北京市共享自行车市场运营秩序，大量挤占城市有限的公共道路资源，性质恶劣，对哈啰公司提出严肃批评，并责令其于4月17日前全部回收违投车辆。
调查：
此前曾在多地违规投放被处罚
事实上，不止是北京，哈啰近期在多个城市因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点名约谈。
今年3月，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超量投放问题对哈啰单车天津运营企业开展专项约谈，要求立即停止所有超量投放行为，组织超投车辆的清理、调运工作，确保车辆数量严格符合配额要求。
去年8月，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员会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召开共享单车专题调度会，通报发现武汉哈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哈啰单车运营方）存在严重的“一码多车”（即一个二维码对应多辆物理车辆）及违规超量投放的问题。尽管已收到书面整改提醒，该公司未能及时有效整改到位，三部门联合对该公司进行了约谈。
去年11月，云南丽江古城公安分局交管大队组织召开共享电动自行车运营管理约谈会，对哈啰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直指当前共享电动车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车辆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及人行横道、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多人骑行、部分车辆无牌上路等违法违规行为。
除了共享单车的问题外，今年央视315晚会还曝光了哈啰租电动车门店提供超速电动车服务，报道指出哈啰租电动车线下门店车辆最高时速可达75公里，远超新国标25公里的限速红线。
追访：
去年在北京运营考核四个季度均垫底
在北京，共享单车已经连续多年实行“总量管控”措施。北青报记者看到，2017年9月7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下发《暂停共享自行车本市的新增投放的通知》，为共享单车无序投放按下“暂停键”。2018年9月28日，《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通过，将总量调控纳入地方性法规。
今年2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新一轮调控期总量调控及2025年运营监管情况的公示》。其中显示，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继续实施“总量调控”规定，并测算了新一轮调控期（2025—2028年）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总量，明确全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总量区间为99万辆至126万辆，中心城区总量区间为67万辆至74万辆。
目前，北京仅有三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美团、滴滴青桔和哈啰。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结合中心城区总量测算和前期各运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情况，组织实施了中心城区总量调控。调控后，中心城区各运营企业投放车辆规模上限分别为：美团37.41万辆、滴滴青桔13.82万辆、哈啰15.77万辆。其他区域各运营企业投放车辆规模上限由各区另行确定。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投放总量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前期各运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情况”。上述公示显示，北京市、区、街道（乡镇）管理部门及第三方机构持续对各运营企业服务质量实施综合考评，中心城区各运营企业考核情况表显示，去年四个季度的打分中，哈啰在各个季度中排名均垫底。
聚焦：
超量投放实为破坏行业可持续发展
为何哈啰“明知故犯”超量投放？独立分析师丁道师认为，企业通过超量投放抢占热点区域的点位，本质上与广告时代的流量逻辑一致——投放越多，用户选择的可能性越大，从而挤压竞争对手空间。即使面临罚款，相较于可能获得的市场份额，违规成本对企业而言可能“不算什么”，导致其“屡犯不改”。
科技先生创始人柳华芳告诉北青报记者：“超量投放，就像电商大战、外卖大战一样，属于超量挤压对手的玩法，实际不一定多么有效，但是投放车越多，被看到和使用的概率就越大，也会造成消费者认知上的影响，如产生‘哇这家量大，市场份额大’的误区。实际上共享单车已经属于成熟相对饱和的赛道，主流玩家是美团、滴滴青桔、哈啰，市场相对稳定，也不是一个风口赛道，但依旧是相对高频场景的入口价值争夺。”
“北京共享单车实行配额制，那么每个企业就应该遵守相应的投放配额”，互联网分析师葛甲表示，“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些公司为了取得市场优势，就进行违规多投，这不仅对其他竞争对手不公平，而且也不利于城市管理。”
不过，超量投放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分析师何帅表示：“首先，超量投放严重扰乱了城市管理秩序。虽然整体上共享单车的停放管理已经比前几年规范了很多，但在一些热点区域，因为车辆过多，依然会出现乱停乱放、堆积如山的现象，这大大增加了城市治理的成本和难度。其次，过量车辆挤占了本已紧张的城市道路和公共空间资源。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引发并加剧了行业‘内卷’，可能会带来整个行业的非理性竞争，这种恶性循环实际上破坏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关注：
此前招股书显示3年亏48亿元
有分析认为，哈啰超量投放的核心驱动是其盈利模式。“车辆越多，骑行订单就越多，企业营收也就越高，这是它们持续超量投放的根本动力”，互联网分析师何帅告诉北青报记者，“订单量直接决定了企业的营收规模。所以，从商业角度看，超量投放是一种最直接、最快速的扩张手段，哪怕面临罚款，企业也会计算，如果多投放带来的新增收入能覆盖罚款成本，它们就可能选择继续超投。这背后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营收压力在驱动。”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2021年，哈啰出行曾试图赴美冲击IPO，计划募资最多1亿美元资金并递交了招股书。当时其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哈啰出行的营收分别为21亿元、48亿元、60亿元；亏损分别为22亿元、15亿元、11亿元，合计三年亏损超过48亿元。
根据其此前发布的招股书显示，2018-2020年间，哈啰出行共享两轮服务的营收占比均在90%以上。与此同时，2019年和2020年，共享两轮业务的毛利率仅有6.4%和6.7%，无法覆盖成本。
不过，2021年7月，哈啰出行向SEC提交声明，主动要求撤回IPO申请，正式暂停了在纳斯达克的上市计划，公司回应表示是“经过公司管理层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并表示“后续会根据国家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环境，适时推进IPO事宜”。当时有分析认为，共享单车行业本身盈利模式艰难、资产折旧快、运营成本高，这些基本面问题也使得其上市故事缺乏足够吸引力。
独立IPO遇阻后，哈啰出行被市场认为在寻求其他上市路径。2025年3月，哈啰出行创始人兼CEO杨磊及哈啰系公司通过协议转让和参与定增的方式，斥资约15.1亿元，取得了A股上市公司“永安行”的控制权，此举被市场普遍解读为哈啰在为“借壳上市”铺路。然而，永安行随后发布公告明确否认，称“本次股权转让不包含任何资产注入的安排，目前及未来12个月内亦不存在筹划哈啰集团重组上市的安排”。也就是说，哈啰出行未来的资本化路径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观点：
企业应当回归精细化运营
对于哈啰等共享单车企业未来发展，丁道师表示，经过多年整顿，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严重堵路的情况已大幅好转，企业也配备了地面运维人员进行调度；但这不意味着问题已彻底解决，未备案投放、扰乱市场秩序、潜在交通隐患等问题依然存在。“以目前头部企业的技术能力，如人工智能调度，解决车辆精准管理和合规投放问题在技术上并无太大难度。关键在于企业是否真正具备整改的意愿和决心，能否真正尊重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
何帅认为，“未来一两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严格、更细致的规范出台，督促各家企业真正落实精细化运营和规范化管理。只有让竞争回归到服务和用户体验的轨道上，而不是简单的车辆数量比拼，这个行业才能真正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温婧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宋霞
编辑/ 贺梦禹
签发编辑/ 樊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