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者、作家王尧决定写下《桃花坞》的第一句话时，他或许并未完全料到，自己即将开启的不仅是一部小说的创作，更是一场漫长而深情的跋涉。
这场跋涉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桃花坞”的彼岸——它既是苏州城里一条真实存在的街巷，更是一个在战火、离乱与坚守中，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守望的精神乌托邦。
王尧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出版过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散文史》《“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以及长篇小说《民谣》和《日常的弦歌》等散文集，曾获鲁迅文学奖。《桃花坞》是其最新小说，出版之后入选多个“好书榜”，备受好评。
《桃花坞》的故事，生长于王尧生命中两个坐标的交汇处，一个是他生活了四十年的苏州，另一个，是他研究了半生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心灵史。这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将其学术积淀与生命体验熔铸为文学血肉的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了方家与黄家的命运，看到了战争的阴影如何像钝刀般切割日常，而市井巷陌中的普通人，又如何以近乎优雅的韧性，守护着文化的星火与生活的尊严。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王尧教授坦言，写作是“自我升华”，亦是“自我伤害”。他会为笔下人物落泪，会因周惠之的失踪而长久地痛苦，会在幻觉中与虚构的人物默默交流。这份“伤害”，正源于最深切的共情——他不仅是在书写历史，更是在那一刻，真正地“成为”了他们。当方黎子说出“桃花坞的妙处就在没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时，这已不仅是小说中的一句对话，它成为了照亮整部作品的灵魂之眼，是关于信念、希望与文明存续的最美隐喻。
因此，这本书打动人心的，绝不仅仅是精妙的结构或绵密的史料，而是那穿透纸背的、温润而深沉的情感。它让我们看到，在今天，那些关乎“士”的操守、家的温情、文化的传承以及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依然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王尧以学者的冷静为骨，以作家的深情为肉，为我们复活了一个时代的气韵与心跳。
最终，《桃花坞》的阅读，也成了一场寻找。我们跟随作者，在历史的烟尘与文学的想象中，寻找那一树永不凋零的“桃花”。它或许从未在地理上盛开，却注定要在每个读者的心间，灼灼其华，照亮我们对于何以为人、何以为文化的思索。
“桃花坞”是此岸和彼岸的融合
北青报：是什么契机或想法，让您决定以“苏州桃花坞”和“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这两个坐标，来构建这个故事？这其中是否有您个人或家族记忆的投射？
王尧：我有两段生活经验。一段是青少年时期的故乡生活，从这段经验出发，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写作《桃花坞》时，我在苏州已经生活了四十年，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苏州的书，但没有找到写实、虚构和想象自己生活经验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段生活经验是，我研究过抗战时期延安、重庆和昆明的知识分子，先后在《收获》和《钟山》杂志上开了两个专栏：沧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于是，当我准备写作第二部小说时，我就想：如果我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在苏州生活过会怎么样？“苏州桃花坞”和“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这两个坐标就成了我构思《桃花坞》的经纬。
关于战争的家族记忆，我只听我奶奶说过一个细节——日本鬼子的飞机从小镇上空飞过时，她抱着我年幼的父亲躲在桌子底下。他们当年的恐惧心理，转化成了我的战争创伤记忆。
北青报：您为何选择以“桃花坞”作为这部小说的核心意象？这个地名承载了怎样的文化与精神隐喻？
王尧：苏州的大街小巷千年来各种故事消长，也积淀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我很喜欢“桃花坞”这个名字，“桃花”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就像西方的“玫瑰”一样。“桃花坞”是此岸和彼岸、世俗与乌托邦的融合。
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升华”也是“伤害”
北青报：为写作本书，您在史料和知识分子精神史方面，做了哪些案头准备？这些研究是如何具体滋养人物塑造和情节的？
王尧：之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是学术研究和专题写作的需要。写作《桃花坞》时，我时常去苏州档案馆、苏州图书馆查阅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献，在发黄的纸张上感受历史的氛围，在文献中寻找历史的细节。细节是小说的肌理。我收集到了自己能够找到的西南联大的文献，也去昆明考察过，在历史现场想象当年的景象。
为了写好方后乐和黄青梅在昆明那段生活，我找了昆明的老地图、西南联大的校舍图。方后乐曾在哈尔滨大学参与编辑《民主青年》，但图书馆似乎没有这本杂志，最后是黑龙江大学的朋友帮我找到了“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年祭”这一期。
我这人有特别感性的一面，在阅读史料时，我有时会潸然泪下，内心感慨很多。学术研究是论述，是理性分析，自己的内心活动可能会影响论述，但不会呈现在论述中。写作《收获》和《钟山》两个专栏，是叙述的方式，我要把史料中的人物、事件转换成自己的叙述，一旦进入这种叙述状态，我就会沉浸其中，甚至觉得自己曾经在那些城市生活过。当你对文献中的历史人物产生共鸣，才能找到你塑造的人物和空间的灵魂。《桃花坞》西南联大那一部分的人物和情节，与我写作《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想》有关。这本散文还确定了我写作《桃花坞》的方法：在“日常”中写“弦歌”。
北青报：创作这本小说时，您写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这句话是何时进入您的脑海？
王尧：“一切都是从混乱开始的。”这是我写下的第一句话，在我的初稿中，这句话是小说的开头。我不是很满意，但我找了很多理由劝说自己留下开头这句话。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写论文、散文，我都在意第一句话。《民谣》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年，就是开头那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一直牵扯着我。2024年春节过后，我继续写作放了一年多的《桃花坞》。写着写着，总觉得哪里不顺，不时回到开头，盯着“一切都是从混开始的”。混乱与这句开头有关，能不能有更合适更贴切的第一句？苦思冥想，终于在电脑上打了这一行字：“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在桃花桥上等待和张望的少年。”我开始进入写作状态。
从第一次走过桃花坞大街，到写作《桃花坞》，我心中的问题是：桃花坞为什么没有桃花？写方黎子、方梅初在桃花桥上的对话，搁在我心里的问题从方梅初嘴里出来了，方黎子回答说：“桃花坞妙就妙在没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这句话是“临场”发挥，没有打过腹稿。看似突发其来，但其来有自。一部小说如果要有“哲学”，“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这句话就是。
北青报：小说的创作过程是否让您很长时间“入戏”很深？您又是如何“出戏”的呢？
王尧：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小说家自我升华的过程，也是自我伤害的过程。我不是专写小说的人，没有连续的写作时间，每次坐下来对着电脑，我都得酝酿写作的情绪。情绪的酝酿对我很重要，我要回到特定的场景中，把自己分裂成小说中的人物，再去想象他们。当我觉得自己此刻的情绪氛围和心理状态接近笔下的人物时，我才会去写作。不同人物的情绪、心理、言行和命运首先成了我自己的内心冲突。这就是我说的“自我伤害”。如果那几天写小说，我不怎么说话，常常有幻觉，和幻觉中的人物默默交流。这也是一种虚构的生活。小说完成后，我可能好几个月还在小说的氛围中，特别是周惠之的失踪，让我长久处于痛苦中。回到学术研究，回到理性状态，是我离开自己小说的开始。
回到那段历史 在写作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北青报：读《桃花坞》时几乎感受不到时代隔阂，甚至觉得这是一部出自民国时期的作品。您在创作中，是通过哪些创作方法，让自己“化身”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而非一个当代的记录者？
王尧：《桃花坞》完成后，我请一位苏州本土文化学者看过书稿，问她像不像那个年代的苏州故事。她说场景、气息、腔调都很像，人物就是当年士绅的样子，性格也像。现实和历史既联系又断裂，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和用文学再现历史，不一样。我们对某个时期的社会历史总会有隔膜，这是正常的。
《桃花坞》是一部虚构之书，是写历史的小说，不是历史小说。但小说涉及到的历史时间、事件、地理是真实的，它是艺术真实的一部分。我在写作时尊重历史真实，但不会局限我的文学叙事。小说故事在那样的历史中展开，小说人物在那样的历史中生活，而故事如何展开、人物如何生活，则是我要做的事。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回到那段历史，把自己当作他们同时代的人，体验、想象他们，在写作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北青报：小说并未正面强写战争惨烈，而是着墨于市井生活、日常坚守，形成一种“淡笔写深情”的风格。这是您在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吗？
王尧：我在前面说，《桃花坞》是写“日常”的“弦歌”，这是开始创作时就确定的基调。我没有正面强写战争的惨烈，而是写惨烈的战争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和人的命运。小说是在战争的阴霾和恐惧中开篇的，侵略战争的残酷和伤害对桃花坞大街的人而言如影相随。娄门姑姑被炸死，苏云阿姨避居乡下后不知所踪，阿荷发疯，黄道一被暗算，等等，都是战争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日常生活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北青报：母亲周惠之的失踪，是您在创作构思阶段就确定的关键情节吗？您以“失踪”替代直白的悲剧性结局，这种留白式的情感表达，给予读者多元解读空间。
王尧：我的构思没有设定周惠之最后的命运。但写着写着，控制不住，就把周惠之写失踪了。我甚至曾经想修改这一结果，但我无能为力。如果让她死于敌人枪下，太简单了。周惠之的失踪在小说中是不可避免的，小说因此成为一个美好而悲伤的故事。这一部分我写得比较节制，这个情节的内在力量太强大了，不需要我去煽情。
读者的多元解读是正常的，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周惠之的失踪。周惠之的失踪也成了我内心的伤痛，和方后乐一直在寻找她的母亲周惠之一样，我在小说完成后也似乎一直在寻找我笔下的人物周惠之。在《桃花坞》的分享会议上，讲到周惠之，我总会哽咽，潸然泪下。
北青报：您个人的生活经验，是否为《桃花坞》中的人物塑造、细节描写提供过灵感？哪个片段让您在写作时产生过强烈的情感共鸣？
王尧：个人的生活经验肯定会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呈现。我对苏州、杭州、昆明、哈尔滨的感受，影响了我对这几座城市的书写。小说中，周惠之很会做菜，她的做法和说法，部分来自我找到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菜谱，部分是我做菜的经验。周惠之给邻居黄鹤鸣做媒的情节，我是参照我母亲的经历写的。周惠之的失踪、方后乐和黄青梅在西南联大的分别，这两个片段在我内心深处震荡，现在说起，还是悲伤难以自已。在生活经验外，我想说说思想生活这个概念，我的思想生活作为生活经验，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
北青报：您曾经“写不下去就去听评弹”，请问哪一段评弹直接“救”了哪一章？
王尧：很难具体说哪一章节。评弹的叙事、结构、语气，以及人称的转换、叙事时间的跳跃，对我的小说创作都有启发。小说完成后，我觉得有些人物对话似乎用吴语更有味道，也更贴近人物的身份，所以我就请了一位评弹艺术家帮忙用吴语替换了普通话。
跨越两种语言系统 好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
北青报：您曾提出问题“如果我是西南联大的先生或学生，我会如何？”现在《桃花坞》已经完成，关于这个问题您的答案是什么？
王尧：是的，这个问题是我写作《桃花坞》的动因之一，这个问题与我对现实的关切有关。我现在的答案是，我会成为“他们”的一员。那个“我”可能是个矛盾的集合体：约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卑微；刚毅、柔弱。
北青报：从学术研究到小说创作，您的身份经历了从学者到作家的跨越。这种双重身份，为您书写知识分子题材带来了哪些独特的视角和优势？在您看来，一部优秀的“学者小说”，其最迷人的特质应该是什么？”
王尧：你用“跨越”这个词很好，我不是转向，我现在的状态是想写小说，就暂时搁置学术研究。人文知识分子兼具学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中，以学术研究为主的人文知识分子，往往会压抑其感性和叙述能力。从学者到作家的跨越，也就是从论述到叙述，这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
我有比较强的“文章”意识，总觉得大学教授的文章不仅是论著，也包括散文。我年轻时写散文，持续几十年，保持叙述的能力和语言感觉。我的学术论文也常常有感性的成分。在学术与小说创作之间，我有写作散文的经验，所以能够从论述转为叙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自然对知识分子问题有相对深入的理解，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这是我思想生活的一部分。文学批评不仅阐释我对作品的理解，也激活了我自己的创作欲望，我和很多作家做过对话，这个过程真的激发了我。对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品的理解当然会影响我对小说的理解，影响自己小说的结构。
现在有个很大的误解，好像小说就是讲故事。但我很重视小说蕴藉的思想文化。我不认为有“学者小说”这个分类，小说就是小说，当然作为学者，我对小说的文学性、人文性，对小说的语言、文体、结构，有严苛的要求。
北青报：小说出版后入选多个“好书榜”，口碑不俗，您个人最为满意的是什么，遗憾的又是什么？
王尧：《桃花坞》发表后受到一些同行和读者朋友们的关注，也出现在多种榜单上。这对我当然是肯定和鼓励，但更重要的是让我觉得读者还是期待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我们不能自毁文学的信念。我自己无法说自己的小说如何，我写出了我想写的小说。小说当然是遗憾的艺术，方后乐和黄青梅天各一方之后的部分，应该再展开，写得丰富些。
北青报：您希望年轻读者从《桃花坞》中读到什么、收获什么？
王尧：现在很多有智慧的作家都喜欢说他们不想教育和指导年轻人，这有些道理。但我在大学教书时间长了，所谓“导师”的身份十分明确，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如果有年轻读者读过《桃花坞》，我期待他们喜欢这本小说。只要读过了，就应该会有一些收获。《桃花坞》主要是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是我们这一代的思想导师。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坚守的精神，对年轻一代来说也是思想财富。我希望年轻读者能够理解他们的局限，也理解我们这一代的局限。《桃花坞》还写了新旧文化冲突，汉语的生机和危机就在这种冲突中，你需要保持对母语的敬畏。
北青报：《桃花坞》的故事有延伸到当代的计划吗？
王尧：《桃花坞》的初稿是写到1950年代初，后来我删除了。我最初有三部曲的想法，现在还有这个想法，但最终能写几部并没有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桃花坞》是未完成的。如果继续写小说，我不知道在“知识分子精神史”外，我还能写出什么。越是切近的生活似乎越难处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这个话题难度太大，也因而对我更有吸引力。我希望几年以后，我们有机会讨论我的新长篇。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 刘忠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