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风萧瑟，清晨六点多，天上还闪着星光，一个消瘦的身影就走进北京金融法院大门，他紧缩着脖子抵御着寒风，手中厚重的手提包坠肩膀向一侧倾斜。
6点半，五楼审判第二庭庭长办公室的灯多年如一地准时亮起，此时的丁宇翔已伏案于堆积的卷宗之中。岁月流转，场景更迭，二十余载光阴，丁宇翔获得诸多荣誉：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度法治人物、全国模范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回顾过往，20岁时，还是学生的他自费走遍30余个村庄，调研发表山西农村法治落地状况报告；刚刚毕业的青年，面对百万年薪的邀请转身而去，毅然考入法院；身患重疾时，因当事人一句“需要你”，将工作带进化疗病房，成了医生眼中“不听话的病人”；再到如今，累计审理2500余起案件，无一错漏，更参与创建多项审理机制，成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这条漫漫长路，仿佛始终在回应同一段独白：“我只是想重拾被漠视的权利，让该得到保护的，真正得到保护。”
黄土垄上：上学时搞调研 《调查建议》被省政协委员用作提案
1999年夏夜，临汾一处乡村火车站的候车室像个闷热的铁皮罐子，浑浊的空气凝滞不动，混杂着灰尘、汗酸与隔夜饭菜的味道。屋顶吊灯周围，蚊蚋聚成颤动的灰晕，嗡嗡声时远时近。
对面长椅上，两个大学生在车站里显得格外扎眼，他们斜靠在角落的长椅上，背包搁在脚边，裤腿沾着干涸的泥点，显然走乏了，也顾不上蚊虫，倒头就睡。
其中一个大学生，正是上大二的丁宇翔。
少年时代的丁宇翔，生活在黄土高原东端的山西忻州，父母都是务农出身，家里没遇过官司，村里没人打过官司，丁宇翔唯一能和“法”沾上边的，就是电视里偶尔闪过的庭审画面，或是报刊上印着的法律政策条文。高考时，他干脆自己做主报考了法学专业。
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丁宇翔才逐渐意识到，原来曾经身边那些乡村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邻里纠纷，那些“靠人情、凭习惯”解决的矛盾，是有清晰答案的。
虽然读的是国际经济法专业，但他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土地管理法》也很感兴趣，大二暑假那年，他和隔壁宿舍另一名同学一拍即合，就想亲自到各个农村去看看落地实施情况到底如何。
小哥俩找学校开了几封介绍信，凑了几百块钱用作路费，带着俩人手写的调查问卷，暑假第一天踏上了调研之路。
他们坐着绿皮火车先到县城，下车后常常要徒步十余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最终走访了太原、晋中、忻州、运城、临汾地区的三十多个农村。“附近有同学的我们就投靠同学家，没有熟人的，我们就在车站将就过夜。”丁宇翔说，那时年轻，不失眠，到哪里都能倒头就睡，第二天顶着太阳，又能在乡间土路走上一天。
尽管生于农村，但这次深入走访让他看到了中国基层法治生态的多元与复杂。不同地区的农村，法治意识、纠纷解决方式差异巨大。在田间地头，在与村民的交谈中，书本上抽象的法律条文与鲜活的现实产生了碰撞。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深刻的种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司法的智慧，必须源于对现实最深切的体察。
45天的暑假，他与同学用30天走访调查，15天时间撰写了《关于山西农村法治现状的调查与对策建议》。开学后，这份调研报告经老师提交成为省政协提案，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正是这段用脚步丈量法律落差的岁月，塑造了丁宇翔最初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那是我大学阶段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回忆，无论是后来到北大读研究生，还是如今的断案，每次遇到他觉得含糊的地方，都会想去现场，去当事人那里走一走，看一看，“真正了解了，我才能放心。”
十字路口：律所负责人从法国回京挽留 高薪与法袍之间他毫不犹豫
大学时的丁宇翔一直梦想能够到北京大学深造，2003年，丁宇翔终于圆梦北大法学院，成为葛云松教授门下第一位研究生。喜欢钻研的他整天不是扎在书堆里，就是去参加导师的教学活动，锻炼思维能力。由于成绩优秀，丁宇翔得到了不少学校、律所设立的奖学金。
2006年毕业在即，丁宇翔成了同学中第一批拿到“Offer”的人。“宇翔，听说只要进入那家律所，即便是见习岗位，一个月也能拿到1.5万元的薪资，你的好日子来了呀！”当时同学们觉得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小伙儿马上就能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高薪收入。可一个月后，法院的考试结果出来了，丁宇翔发现自己的名字就在公示名单之中。
“比起做律师，我更想当一名法官。”丁宇翔的决定很多朋友不理解，“你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珍惜？”
律所的合伙人听说他拒绝了职位，从法国连夜坐飞机赶回来约见了丁宇翔。“我知道他是想来劝劝我的，但我心意已决。”丁宇翔带着歉意赶去律所，听着对方的游说和挽留，甚至承诺不出几年，就能让他年薪百万。“我不想逃避，当面表达抱歉，在职业选择方面我还想遵从内心的想法。”
谈话直至凌晨，对方见实在劝不动，干脆送上祝福，送别了丁宇翔，“只要你还想来，我们依旧随时欢迎。”
法庭之外：“法条是死的 但人心是活的”
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多是证券、期货等领域的复杂大案，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元。但2023年4月，一份标的45万元的保险合同纠纷案卷，却让丁宇翔格外牵挂。这笔钱，关乎一位重病母亲的生命续航。“我只是想重拾被漠视的权利，让该得到保护的，真正得到保护。”这是他扎根法院近二十年的初心。
被保险人张某连续投保三年，却在罹患白血病后，只能寄望于13岁孩子的骨髓配型。一审虽然胜诉，保险公司却以“未如实告知病史”和“未在公立医院治疗”为由上诉，45万元医疗费顿时悬空。
代理律师张颖回忆，这位母亲同时承受着病痛与愧疚：“她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孩子，拖垮了全家。”
一审赢来的曙光，因上诉再度暗淡。得知二审至少还需半年，张某拉住律师的手，泪如雨下：“我是不是……等不到了？”
转机始于丁宇翔的偶然听闻，他立即调阅卷宗，目光扫过病历上密集的治疗记录，眉头紧锁。他带领合议庭，在堆积的案卷中厘清三年合同的细微变化，与时间赛跑。
判决当月下达：保险公司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新增免责条款无效。45万余元救命钱，火速送至张某手中。当绝望几乎压垮一个家庭时，丁宇翔让纸上的权利变成了活下去的希望。
最终张某配型成功，手术顺利。
在许多工作中，人们习惯按规则行事，丁宇翔却总愿为当事人多想一步，他说“法条是死的，人心是活的”。
十多年前一起案件中，高女士是一起低频噪音侵权案的原告。她欢欢喜喜搬进新房，却因地下室空调机组持续震动无法安眠。四处投诉无果后，她将开发商诉至法院。然而一审鉴定显示房屋噪声“达标”，败诉似乎已成定局。
案件上诉至丁宇翔手中时，相关立法尚未涵盖低频噪声，一审判决并无程序瑕疵。“可为什么人就是住不下去？是不是规定本身不合理？”他决定亲自上门勘验。
走进那间“达标”的新家，他立刻明白了问题所在。那是一种并非入耳、却似入骨的“嗡鸣”，持续的低频震动沿墙体爬升，桌面水杯泛着细密的涟漪。一种沉闷的压迫感裹住太阳穴，令人焦躁。“就像用牙缝慢慢磨咬铁勺，”他后来形容，“长期如此，人可能会‘疯’的。”
高女士苦笑：盛夏最难熬时，全家只能外出租房——新家成了回不去的“噪音牢笼”。
丁宇翔钻进地下室查看设备，调取原始设计图，叩开中科院声学专家的门。最终一份权威的结论印证了他的体感：低频噪音的危害客观存在。
经合议庭多次审议，最终他突破“达标即无责”的误区，把“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不以排污行为违反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为必要”写进了判决，开发商被判令进行降噪处理。
一个多月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可了这一理念；再之后，新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也重新定义了噪声污染。
深夜灯下：二十余年坚持记录办案难点 260多个问题一一从笔尖流向实践
丁宇翔负责的案件中，证券虚假陈述类案件常涉及数十个当事人，有的甚至涉及几百、上千人。
2021年5月，他接手一起涉及2500余名投资人的证券虚假陈述案，是当时国内登记权利人数最多、索赔金额最高、虚假陈述行为持续时间最长的证券普通代表人诉讼。
“这起案件涉及4000多份证据和各种书面材料，卷宗几万页。”丁宇翔说，刚刚接到案子时，审判团队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给当事人打电话，大家互相传授沟通技巧、设问，耐心细致向当事人解释案件情况。
他反复思量如何解决当事人应诉成本的问题，“老百姓耗不起，咱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折腾。”丁宇翔和院领导打过报告，带着团队连续攻坚3个月，经过几十次的论证打磨，开发了“双轨双平台”，通过代表人诉讼机制和平台，节约应诉成本，通过示范判决机制和平台以一案为他案提供参照，做到案件批量化处理，最终形成可复制的群体诉讼解决方案。
如今，“双轨双平台”机制已在6500余起证券纠纷案中运用推广，惠及当事人近2万人，平均为每位当事人节约2个月的诉讼时间。
“我有一个习惯。”丁宇翔平日里喜欢把案件审理中遇到问题和难点记录下来，一有机会就琢磨如何解决。日积月累，他先后记录了260多个常见问题，到金融法院工作后，又以同样的方式，积累了40多个问题。
他有许多论文、案件处理方式和办案思路都是在其间创新、总结出来的：在全国首例“被遗忘权”案中，他明确当事人可通过“一般人格权”主张未被类型化的个人信息利益，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关键裁判规则；面对消费者机票信息被诈骗团伙获取的纠纷，他从法理层面破解取证难题，判决航空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用司法实践践行“让该保护的权利真正得到保护”；面对复杂的群体性纠纷，他找到了兼顾公正与效率的解法。在260余名股民起诉的索赔案中，他牵头推动专业技术公司和高校共同研发“多因子迁移同步对比法”损失核算模型，用更科学的模型核算投资者损失……
“我们的判决并不仅仅要解决案件本身，更是对这个行业规范治理的规则建议。”丁宇翔抱着这样的责任感投入工作，20年如一日。
病榻之侧：因为一句“需要你”他带着工作住院化疗
就在他忙着为案子写判决书时，医院也为他写了一道“判决”——肺腺癌晚期。医生推算他的生存期也仅有“13个月”。
人到中年，正是家里的中流砥柱，唯一的儿子刚上初中，家中还有年迈父母，几起重大的金融案件还压在案头。恐惧、不甘、绝望像恼人的蚊虫一样滋扰着他。
住院化疗前一天，他趁着同事们开会，独自回到办公室收拾个人物品，准备交接案件。此时办公室电话响了，丁宇翔习惯性地接听，对面传来当事人覃某的声音，“丁法官，我的案子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呀？我想尽快要个结果……”
“我从对方的话语中听到了‘被需要’，当事人需要我，家人更需要我。”他决心一定要把案子办结，给当事人一个交代。
那是丁宇翔第一次住进化疗病房，四周充斥着药物独有的气味。化疗药物第一次注入静脉时，一股冰冷、肿胀感瞬间袭来，后来，难以抑制的恶心感便翻涌上来，丁宇翔脑袋发懵，攥紧的手指泛白，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
接下来的日子里，病房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输液管还插在手臂上，他就用另一只手给助理打电话沟通案情，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下判决要点；化疗间隙，尽管他还是不适，但还会跑到楼道里给案件双方打电话协商解决方案，通过视频会议和合议庭成员讨论案情细节，他声音因虚弱而沙哑。
覃某的案子涉及复杂的金融产品纠纷，当初投进去的80万元尽数亏损，“那是我的全部积蓄！我自己还要做手术，家里还有孩子要养，如果不给我解决，我是真的没法活了呀！”
丁宇翔反复核对证据链，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影响判决的细节——当事人提到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份合同条款，都被他用红笔标注出来，旁边写满了批注。
化疗住院3天，回家休养十余天后，丁宇翔还要再回到医院进行化疗，如此循环往复。
随着化疗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伴随着剧烈的恶心，脸部莫名肿胀，手指发麻，已经拿不稳笔，甚至出现视力模糊。
“年关将至，覃某需要钱过年，我的身体也不允许再拖了。”丁宇翔无论在家还是住院，开始更频繁地联系双方当事人。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顶着身体的不适给双方打了几十通电话，最长的时间坚持聊了几十分钟，丁宇翔竭尽所能维持思路清晰。终于在2022年1月初，双方同意和解。此时的丁宇翔正在住院，他只能安排助理邀双方去法院办理手续。
终于了却一件心事的丁宇翔摇摇晃晃回到病房，一头扎进枕头里沉沉睡去，准备为第二天的化疗养足精神。他许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可第二天一早，又被急促的手机震动声叫醒，双方因为两处细节谈崩了……
此时覃某却主动打来电话，开始向丁宇翔抱怨。“你们原本就有纠纷，可以理解，但别因为一点儿小细节生气伤身。”丁宇翔艰难起身，披上大衣，继续劝说覃某，却被护士叫住，“一会儿就要治疗了，你去哪？”
“您在医院？”原本不想让对方知道的丁宇翔一句带过，“稍微有点儿不舒服。”
覃某沉默挂断了电话，丁宇翔依旧在化疗结束后，躲进楼道做起了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直到农历腊月二十六，双方达成了和解。
“要不是因为丁法官，我是不会接受调解的。”覃某在调解时说。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覃某又特意打来电话：“您端端正正的，就是我心中好法官的模样。”
前行之路：不问结果 只管尽力去做
丁宇翔曾在病房中郑重写下6个最想完成的心愿，2个是未尽的亲情，4个留给了他挚爱的审判事业。
医生曾建议他尝试培养能让自己心情舒畅的爱好，他试过养花、学乐器。他却发现，只有进入法学理论和司法审判事务研究的专注状态中，他才感受不到病痛，“因为法律是我的爱好，那时候的我，一旦闲下来脑子里就会胡思乱想，坐立不安，可能反而不利于我康复。”
化疗间隙，身体稍微好受点的时候，他就打开手机视频，和团队成员开线上法官会议。丁宇翔在化疗期间参加线上合议、法官会议20多次，甚至趁着身体稍微好转的时候回院开了4次庭，审结各类案件20余件。
其中一次，他开了四个多小时的庭审，那时候他腿上还有肿瘤的并发症——下肢静脉血栓，时不时就会有抽筋一般的胀痛。休庭时，是等当事人离开后，他在同事搀扶下才走出的法庭。
奇迹往往眷顾不轻言放弃的人。丁宇翔的生命打破了“13个月”的魔咒，“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我想开了。再难的案件，再重要的事儿，我尽力做就好了。”
供图/受访者
统筹/孙慧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
编辑/ 汪浩舟
校对/ 罗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