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历时四年撰写的新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本书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以六个篇章、四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年至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作者还以史家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刻画了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

烽火中的“文化长征”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一部厚重而深情的著作《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再次将我们带回那段风雨如晦、山河破碎的岁月，讲述了鲜为人知却又惊天动地的文化保卫战——故宫文物南迁。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搬迁，而是一次跨越十年、行程万里、涉及上万箱国宝的“文化长征”。从1933年2月起，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珍贵文物自北平启运，先后迁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紧急疏散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辗转于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直至1947年才东归南京。

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在抗战宏大的战争叙事之外，公众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以详实的档案资料、珍贵的图片、清晰的时间脉络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揭开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不仅记录了文物如何装箱、运输、保管，更展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一群知识分子与普通职员如何以血肉之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作者指出：“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践行的誓言。当时，每一口木箱都承载着千年文化的重量，每一次转移都冒着遭遇炮火与翻车的风险。在长沙凿洞藏宝，在峨眉山寺庙中避难，在重庆雾都里点查清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令人动容。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迁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华民族集体抗战精神的缩影。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

血肉之躯铸就的“典守精神”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宏观史书，更是一部充满人性温度的“微观史诗”。它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一封封来函密呈、一次次激烈争论，还原了故宫文物南迁中的真实历史图景。

书中详细记载了南迁决策前的激烈争论。当时社会上有强烈反对的声音，认为“故宫不可一日无物”，担心一旦文物南迁，北平将失去文化中心地位，甚至有人指责此举是“逃跑主义”。但也有像多奇云这样来自石家庄的普通市民，致信故宫博物院与古物保管委员会，疾呼：“中华文化之精品，更为世界之奇珍……纵不能一举迁避，亦宜先后施行！”这封信虽出自平民之手，却道出了深沉的家国情怀。

正是在这种舆论压力与现实危机交织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做出艰难决定：择精装箱，秘密南迁。时任院长易培基、后来主持工作的马衡等人，顶住重重阻力，组织专家精选文物，制定严密包装流程，确保每一件器物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书中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为了防潮抗震，工作人员用棉花、稻草、纸屑层层包裹文物，再放入特制木箱，仅包装一项就耗时数月。而运输过程中，押运人员不仅要面对日军空袭、道路塌方，还要应对盗贼觊觎。

更令人动容的是，许多故宫员工举家随行，妻子儿女跟随车队跋涉千里，住在简陋客栈或乡间庙宇。“家随国宝”，成为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他们在战火中坚持点收、审查、展览，哪怕条件艰苦，仍不忘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辉煌。例如，1935年赴英国伦敦伯灵顿厅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了近800件故宫珍品，轰动欧洲。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对外文化交流，极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背后无数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让我们看到，守护文明的，不只是高官显贵，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他们是学者、警卫、司机、文书、家属……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共同铸就了“典守精神”——那种把国宝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责任感。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值得传承。当我们在博物馆惊叹于《清明上河图》的细腻笔触，或凝视着乾隆御笔的题跋时，请不要忘记：这些瑰宝之所以能完好留存，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出了拿命来守护国宝的无私抉择。

值得提及的是，本书制作精良，装帧设计考究。语言平实而富有温度，既有大历史的叙述，又有丰富的历史细节，呈现了故宫文物南迁在烽火十余年中、守护文物的故宫人群像。书中配有30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其中有许多为首次面世。这些图片资料增强了可读性与历史的现场感，起到了更好的延伸阅读之效。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