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万女士出于公益目的，想将自己投保终身寿险的保险金在身故后进行捐赠，于是委托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担任遗产管理人，代为申请保险金并完成捐赠。但在申请变更受益人时，却被保险公司以受益人必须为自然人为由拒绝，让她感到无奈，于是将保险公司诉至北京朝阳法院，要求进行变更。近日，该案迎来一审判决，法院支持了万女士的变更申请，并明确指出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为受益人。

女子欲将公益组织变更为寿险受益人被拒 “我想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10月13日，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和传家律师事务所联合召开发布会及圆桌论坛，披露案件相关细节，同时对遗产继承及保险相关法律进行探讨。

据介绍，2023年，万女士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险费每年35万元，交费期间3年，基本保险金额94万余元，已实际交费70万元。按照保险条款，在万女士身故后，其受益人将获得保险金。

“我当初购买这份保险是为了保障自己身故后家人的生活来源，但此后家人已经有了充分的生活保障，因此想把这笔钱捐赠给更需要的人。”2024年2月，万女士找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表达了将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的意愿，同时与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签署了《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委托该中心作为名义上的受遗赠人，并担任遗产管理人，在自己身故后向保险公司申领保险金，再将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但是，保险公司却明确拒绝变更保险受益人，提出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缺乏法律依据，且保险合同也暗含了受益人必须为自然人的限定条件，监管政策和行业惯例也不支持法人作为寿险受益人。

为此，万女士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据判决书显示，保险公司在庭上辩称，在人身保险中，受益人制度本质为自然人提供风险保障、抚恤或生活支持，特别是寿险产品，其核心功能是弥补被保险人死亡后家庭生活来源中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身故保险金主要面向具有生活抚养需求的自然人，其设立具有高度人身依附性和社会保障属性。而法人不具备生活来源、抚恤需求等制度基础，一般情况下不宜成为寿险保险金的受益人。同时，在无明确合理安排前提下指定法人为受益人，可能偏离制度初衷，产生利益输送、道德风险等问题。

另外，案涉保险合同条款已隐含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应为自然人的情形。合同中约定，保险金申请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单给付申请书，需要提供受益人身份证，而法人主体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身份证件，从合同文本结构、语义解释及逻辑功能出发，案涉合同通常情况下并不支持法人作为直接受益人，保险合同据此作出拒接行为属于正常履行合同义务。

法院:变更受益人的目的合法且正当 支持变更

北京朝阳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法律并没有限定受益人必须为自然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作为受益人，而被保险人有权指定受益人。万女士出于公益目的，欲将身故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变更受益人的目的合法且正当。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将“身份识别”限定为身份证件属于自身保险条款不完善的体现，应该完善保险合同条款、畅通理赔流程，而以变更受益人增加运营、合规成本为由进行抗辩缺乏依据。

最终，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限期内将万女士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该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所所长、《民法典》立法专家龙翼飞表示，遗嘱变更人身保险受益人案例，是《民法典》实施以来的经典优秀民事案例。该案中，“受益是名，为公其实”，司法审判法律效果突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该案也推动了该制度的落地实施，填补了保险法的制度空白，确立了保险法律实施新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保险法律制度。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目办主任陈凯介绍，受该案启发，中华遗嘱库携手多家专业机构，正式推出“保单遗嘱”专项服务，协助市民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明确保单资产的最终归属，确保其财富能够安全、精准地传承给指定受益人，有效避免家庭纠纷与财产损失，更鼓励爱心人士通过保单遗嘱的方式，将保险金捐赠给公益事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
编辑/ 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