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难辨识，题目乃自赵家璧的《书比人长寿》书名化来。“书比人长寿”，可读为“书比人，长寿”，意思是书籍较之作者，存世更为久长，自然不错；而“书比人寿长”，我则读作“书比‘人寿’，长”，“人寿”作名词，是说人寿有涯，或安度天年，或命途多舛中道殒灭，而纸墨文字却可以挣脱作者个体生命的局限，广播于后世。只是需要说明，这意思乃是读完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之后突然想到的。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车前”，取自1956年初版《孔子的故事》
纵情阐发 直抒胸臆
《孔子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八月初版，不到七万字的薄薄小书，到一九五七年年底，至少已经五次印刷，足见问世之初便已广受读者喜爱。
李长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史学者中，是颇为特殊的一位。他生于一九一〇年，早慧多才，求学清华，师从金岳霖、冯友兰诸先生，与季羡林等同窗交游，求学期间便已崭露文名，是民国文坛极具锐气的青年批评家。他崇尚“感情的批评主义”，为学为文不愿堆砌干枯冰冷的材料，主张透过文本，以一己心灵对接文本作者的心灵，以一己人格体察古人的人格。青年时代写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笔墨飞扬，意气淋漓，字里行间皆是与千载之上史家精神共振的热忱。一九四八年出版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依旧延续这一路数。然则这种纵情阐发、直抒胸臆的文字，后来少有施展空间。当他撰写《孔子的故事》之时，文艺语境已然变换，社会历史的批评范式居于主流。
但李长之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就此放弃自己的治学本心。前述其文字“纵情阐发、直抒胸臆”，并非指他放任笔墨、肆意抒情；他反对堆砌干枯史料，亦绝不凭空臆想、无根杜撰。《孔子的故事》中的故事，皆采自《论语》《孔子家语》《左传》《孟子》等原始典籍，文有性情，学有根基，故全书文字活泼轻灵、笃定结实，经得起细品和推敲。
寻常来说，普通读者一上来便遇到成堆的典籍引用，未免有些不适，但长之先生与我们印象中的学者、专家、教授之不同处，很重要的一点，乃是他的不端架子，文字犹春风般平和温煦。比如写孔子得子后，“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呵。”一个古奥的典故，讲解明白如话，一下子打消了读者的顾虑，增强了阅读的自信和兴趣。再如，叙述孔子与齐景公对话，阐述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番道理后，先是写道：“所以齐景公听了，便高兴地说对呀”，尔后再用双引号引述景公的话。真是不敢想象，大批评家、大学者写文章，竟也使用如此句式，不禁会心一笑。
除此之外，书中尚有好些漂亮的句子，典型的如《专心从事教育工作》一章开头的排比：“从三十岁左右就从事教育的孔子，在任何时期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的孔子，随时想到自己培育的人才出众而感到骄傲的孔子，随时感到自己的主要生活可以拿‘学不厌，教不倦’来概括的孔子，现在更意识到教育工作才是自己的本行了。”长之先生著作的文字之美，也正是由此类“纵情阐发、直抒胸臆”的叙述艺术，具体呈现出来。
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字便流于虚浮、空泛；更多时候，在他节制的叙述态度下面，往往潜隐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以及更多解读的弹性。这恰便说明，他并非不能、亦非不擅铺陈，而是始终秉持着“辞达而已”“文从字顺”的为文准则和写作追求。
譬如，历来容易滋生种种附会的见南子一事。这桩公案，后世不少人总爱往桃色传闻上发挥。长之先生却恪守现存史料的边界，只是平实交代经过，写到孔子与南子如何于帐内外互相施礼，写到南子“身上佩戴的玉器叮冬叮冬地响”，写到弟子对孔子的不满和抱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长之先生也写到了孔子近乎声嘶力竭地辩解：“要是有什么别的，我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又写了他怎样与卫灵公和南子乘车招摇过市的史实。然而也只是这些，终不作任何褒贬，把思索、判断的余地交付读者，这在彼时，已是很不简单的写作智慧。另外，《仍然回到卫国——不愉快的三年》一章所载丧家之狗的典故，同样可见此种笔力。郑人将流离奔走的孔子视作丧家之狗，这般近乎刻薄的比喻，孔子听闻之后，非但不恼怒，反倒欣然笑纳这一比况。长之先生也照实录入，并不刻意回护圣人体面，既不刻意神化，亦不刻意矮化，就这样，把一位奔走乱世、饱经颠沛的士人，真切推送到读者眼前。特别是书中还引述了弟子各言其志的一节：“孔子说‘我的志愿是：老的过安稳日子，朋友相信我，年轻的对我挺怀念’。孔子的志愿是那样平凡，但是那样近人情，那样温暖，这就是孔子！”脚注又解释这话的来源和翻译的理由。倘以平凡、近人情、温暖来衡量长之先生的这本书，他是做到了；倘再以“文如其人”来判断，这岂不正是长之先生人品的写照么。
古往今来，关于孔子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千秋万代之下，对孔子自有评说。我们要谈的不是孔子，而是长之先生怎样写孔子。自然，限于一己才情，这篇小文对此也无力尽述。但总的来说，他笔下的孔子，虽褪去了后世千年堆叠的圣化光环，但也并未依时代范式将其拆解成冰冷的符号——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一本书的命运起伏
如前所述，《孔子的故事》甫一出版便广受读者喜欢。然而，受大的环境和多方面条件所限，其材料采录未免多有取舍，如今不少书友于此也多有微词。不过照我看来，我们似乎不必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长之先生在《后记》中曾简要披露了此书写作时的一些情况：初稿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写毕，历 经 修改、重誊，至一九五六年五月两度改定，我们读到的已经是第三次整体改写、誊清的稿子；即便到了这第三稿，尚且经过四次删改，又吸纳了阿英与出版社编辑的诸多意见，定稿后仍自叹“并没有写好！”一面是治学的审慎，一面也藏着时代语境下写作的万般权衡，倘能想见其两年间反复斟酌、纠结、打磨的情状，我们还能挑剔、苛责什么呢。长之先生在小书的褶皱里，在文字的夹缝间，的确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品咂的东西。
“天有不测风云”，任谁也不会料到，便是这样一本耗费作者大量心血、颇具口碑的小书，此后却被深埋故纸堆达数十年；令人欷歔的是，人也竟真的有旦夕祸福，它的作者李长之，未能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在一九七八年辞世。此亦正是“书比人寿长”的一个切近的实证。
日居月诸，斗转星移。《孔子的故事》的转运在一九八六年。这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对其“作了文字技术上的修订”，作为“祖国丛书”之一种，经重新设计装帧之后以初版印行。（见该书“出版说明”暨版权页）又过十余年，北京出版社将其列入“大家小书”系列，于二〇〇二年初版印行。自此之后，多家出版社蜂拥而上，争相刊行，并变换版式、封面、插图等装帧元素多次重印，这其中就有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三联、百花文艺、广西师大、浙江文艺、译林等我一向比较看重的名牌出版社。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八月，至少有二十家出版社出版的、不少于二十五种版本面世。这本小书此后也许仍会有一些新的出版机构以新的面貌出版，已经有过出版经验的也还会不断重印，乃至于文化公司之类以此为蓝本改编成影视、话剧等形式，也未可知。果真如此，也便真的再次应验了“书比人寿长”这个判断了。
不过，那些新出版的《孔子的故事》，我均未购藏，尽管它们各有各的好处。我还是喜欢这本旧书。现在，它就摆在案头。望着它，就像望着温润、敦厚的长之先生；读它，正好似聆听长之先生在讲他为何写这本书，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要这样写……人们常说“书是文字的载体”，其实何止呢。
文/群山
编辑/ 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