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街口南大街，车流不息、人来人往。一块蓝底路牌上，“百花深处”四字被槐影半掩，几百米的巷子，灰墙旧瓦与其他胡同没什么不同。然而，八十多年前，胡同里一家不起眼的古玩铺，一群在暗夜里穿行的人，将这条幽静的小巷变成了通往抗日根据地的生命补给线。

潜伏：胡同里的“特殊生意”

1939年初，百花深处胡同西口开设了一间名为明华斋的古玩铺。铺面上下两层，古色古香，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颇为显眼。这家铺子的东家是黄浩，掌柜的是个叫叶绍青的年轻人。明华斋表面上做的是瓷器字画的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北平城内设立的秘密联络站。

黄浩原名黄宠锡，出生于1895年，广东揭阳人。他早年创办了一个小诊所和一家挑补绣花厂，后因捐款修缮新街口基督教堂主办的崇慈小学校舍，在教友中颇有威望，被选任为崇慈小学校长、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这几个身份，成为日后黄浩开展地下工作的掩护。而那些身着长衫、操着不同口音的“主顾”，实为联络站的交通员。

受命：白求恩的“采购清单”

1939年5月的一个清晨，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派交通员化装成来自乡下的“教友”，来到新街口基督教堂，从袖口拆线取出一份密写纸条，交到黄浩手中。黄浩回到绣花厂，以碘酒显字后，纸上出现一长串药品和器械的名称。黄浩早年行过医，看着单上所列的多是战地外科手术急缺物品，又联想到交通员临走时说的“张珍部长急催”，便断定这张单子是白求恩大夫在冀中战地医院巡诊时所开的急单。

彼时，日军对北平的药品管控已经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在敌人眼皮底下采购西药，无异于虎口夺食。接到任务的黄浩迅速将药单拆分，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织就了一张采购网：有人以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的身份，组织爱国职工在医院礼堂秘密制作消毒急救包；有人以硝皮厂老板的身份买通汉奸，从日本人开设的“陆军御用达”药店套购西药……

攻坚：油灯下的“包装车间”

药品购回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夜深人静，簸箩仓胡同6号的四合院里却还在紧张地忙碌着。黄浩和夫人王佩芝带着几名可靠的地工组成员，在后院将药品分类包装。为了防止药品受潮变质，王佩芝摸索出一套严密的封装流程：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等怕潮的药品，先用蜡纸封好，再用黄色油布层层包裹，最后装进柳条箱；片剂类的药品则打成软包，以便交通员携带。在昏黄的灯光下，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剪刀裁切油布的沙沙声。这些看似平常的油布包，在天亮后踏上一条惊险的旅程，出西直门、经海淀、过妙峰山，最终抵达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

突围：柳条箱里的“生命线”

一批批“古董”被装上马车，掌柜叶绍青神色如常地指挥伙计搬运。出城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药品装进柳条箱，由交通员扮作走亲戚的乡下人携带；有的藏在拉粪马车上的粪桶夹层里，检查粪桶的伪警察老王是掩护秘密交通员的“自己人”，捂着鼻子草草“检查”便挥手放行；还有的药品被送到大甜水井胡同法国医生贝熙业的家中，由这位享有外交特权的外国名医，开着轿车堂而皇之地运往西山的贝家花园——那里，是黄浩地工组的另一个秘密联络点，也是平西情报交通线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黄浩地工组成员李庆丰家人为根据地做急救包

从百花深处出发的药品，辗转奔波，最终摆上了八路军战地医院的药架。当白求恩大夫得知这些珍贵药品的来历后，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从明华斋的柳条箱，到簸箩仓的油布包，再到贝家花园的转运站，这条由爱国志士用信仰和智慧构建的补给线，有力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如今的新街口南大街，早已换了人间。包子铺飘着香气，往来行人穿梭如织，明华斋虽已片瓦无存，基督教堂也已难觅踪迹，但历史不会忘记，那条深藏于闹市的“百花深处”，曾盛开过最美的信仰之花。

黄浩与王佩芝夫妇晚年合影

编辑/ 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