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

展期：7月21日—9月3日

地点：中国美术馆

在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上，呈现了艺术家戴耘以1：1比例重塑的《昭陵六骏——飒露紫》。“飒露紫”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骑，“飒露”在突厥语中意为“勇者”。它与拳毛騧（guā）、特勒骠、青骓、什伐赤、白蹄乌一同随李世民征战四方，合称“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飒露紫》戴耘2012年

六骏之一“飒露紫”

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下旨镌刻六骏青石浮雕，立于自己的陵墓——昭陵的北司马门内，借战马“武功定天下”的赫赫威名，彰显自己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

“飒露紫”浮雕是“昭陵六骏”中唯一包含人物形象的石刻。在征讨王世充的邙山战役中，“飒露紫”前胸中箭，大将丘行恭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了李世民。浮雕定格在丘行恭正从“飒露紫”胸前拔出箭矢的瞬间。浮雕上的“飒露紫”前腿绷直，默默忍痛，神情坚毅。

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于1914年被盗卖至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余下的四骏还未出陕便被追回，后保存于西安碑林。

当代艺术中的温度

2024年，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展览将六块浮雕以大型复制品形式呈现出“六骏合体”的视觉效果；恰逢2026年农历马年，故宫博物院此前在文华殿举办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特展，其中展出了金代赵霖的《昭陵六骏图》卷；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推出了以马为主题的公众讲座，其中就包括“铁骑凌云——昭陵六骏的艺术与传奇”。上述展览与活动，大多仍在正史叙事的框架内展开。

而戴耘的《昭陵六骏——飒露紫》，悬置了昭陵六骏与正史观之间的关系。这件作品属于戴耘的砖雕系列。红砖作为现代普通建筑材料，消解了历史叙事的神圣性，将青石凝固的“纪念碑”式讲述拉回到充满劳作痕迹的现实。红砖不同于原作的青石，质地易碎，稍有不慎便会断裂——材料的转译，将“飒露紫”变成了带有日常体温和手感的艺术品。

这件作品的制作需要极大耐心——以钢筋为骨、钢丝网为筋；红砖切割开槽后，再以水泥与骨架粘合，而后反复雕刻打磨。尤其在处理铠甲纹理、人物神态与马匹肌肉等微妙细节时，更需反复推敲，逐块拼合，仿佛在修复一段破碎的记忆。

当代的再构和叙事

不同于原作那件从陕西本地细密、硬度适中的青石中雕刻出的浮雕，《昭陵六骏——飒露紫》是以材料建构方式完成的雕塑。前者是对石材的直接雕凿，后者是依原作形态与图像进行的当代再构。

刚看到这件作品时，我几乎觉得它是从背景中“浮”出来的——它身上带着与红砖墙完全一致的纹理与色泽。以红砖重塑的《昭陵六骏——飒露紫》，让人不禁联想到像素化、积木化与历史叙事重构之间的微妙呼应。这种以日常材料重构经典的手法，并非孤例。最直接的参照来自艺术家内森·萨瓦亚——他以乐高积木创作的《大卫》、吉萨的狮身人面像及伦勃朗自画像等系列作品，刷新了人们对积木作为艺术媒介的认知。红砖与乐高积木都是“Bricks”，二者皆以当代语言，对历史形象进行再构。

在戴耘的作品中像素越高，积木拼组越见功力，历史形象就越清晰可辨。否则，它便难以从背景中真正浮现，只会泯然于背景的叙事之中。但是，戴耘保留的或长或短的水泥线条，并没有让“画面”显得杂乱与冲突，始终与背景保持着一种“同频”。线条像是画家手中的画笔在画面上留下的痕迹，同样有温度和情绪深埋其中。在这里水泥并不仅仅是粘合剂，更是艺术家的一种意图表达。

从唐代石刻浮雕，到金代赵霖的《昭陵六骏图》卷，再到清代乾隆帝的御笔题跋，历代以来，人们以不同的媒介重塑着“昭陵六骏”的视觉记忆。流失海外的“飒露紫”原石上，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拼合修复后留下的斑驳裂痕，这同样是一种记忆。而当代艺术家塑造的红砖雕塑，赋予“勇者”以钢筋铁骨般的内在气质。相较于冰冷坚硬的青石原件，这组由红砖拼砌的丘行恭与“飒露紫”，不再追求原件的完美。

流落西方博物馆的“飒露紫”与“拳毛騧”，更像是被博物馆收购的东方浮雕和文化符号，语境已发生变化。而戴耘的《昭陵六骏——飒露紫》则让我们看到，“勇者”获得了钢筋铁骨般的重塑，作品也在唤起人们对历史进程的深层思考：关于流散、重构与记忆的重塑。这种思考的过程，犹如艺术家在有的放矢地设计、打磨和修补那些细微之处。

文并摄影/姜莉芯

编辑/ 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