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守望相助、扶危济困始终是刻在国人骨血里的美好底色。回望漫长历史，古人早已摸索出形式各异的募捐救济之法，留下许多真挚动人、传递善意的动人故事。

汉 

卜式“月捐”助国家

月捐，是公益慈善组织最重要的筹款方式之一，月捐人每个月从自己工资里自动扣款几十甚至几百等额度的善款给慈善组织。

类似的“月捐人”在古代也有，汉代的卜式就持续捐款捐物支持国家。按常理，热心捐款总是会受到欢迎的，但他的义举开始竟然遭遇了拒绝。

据《汉书·卜式传》记载：“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卜式是汉武帝时河南人，当地的养羊大户，听说国家遭到匈奴进攻，立即上书朝廷，表示愿意捐出一半家产帮助国家抗击匈奴入侵。谁想竟是热脸贴冷屁股，汉武帝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派人去调查卜式，结果卜式表示自己不为做官不为报仇。他坦然地告诉调查专使：“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卜式是说，皇上讨伐匈奴，我认为有本事的人应为国家而战，有钱的人应该捐出来支持国家，这样的话匈奴就可以灭掉了。

专使听后回去报告了朝廷，但这样的义举却被某些人视为不正常，重权在握的丞相公孙弘更是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言外之意，卜式无欲无求，不合常理，深恐有诈，不能理会。于是，汉武帝拒绝了卜式捐款的请求。

《卜式助边》 （清末民初画家马骀绘）

一年后，因为与匈奴的战争，全国的粮仓和钱库空虚，贫民增多，都靠国家补给，朝廷捉襟见肘，无法应对。特别是中原河南，流民大增，河南太守拿不出钱来救助。卜式听说后，又立即给河南太守捐钱二十万，让他用于拯救流民。汉武帝听到汇报后，说:“是固前欲输其家半财助边。”他知道这是那位坚持要捐助一半家产给国家的人，终于相信了卜式，便赐给卜式400人的更赋钱。汉代规定，平民20岁开始服徭役，到55岁免除，不服役的可一个月出钱二千，谓之更赋。意思是，汉武帝一次就奖了卜式400人的更赋钱总计八十万。卜式却又全部还给了官府，可见他支援国家的决心。

后来，南疆发生吕嘉叛乱。吕嘉是南越国丞相，权倾一时。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吕嘉杀掉主张归汉的南越王赵兴，与中央朝廷抗衡，发动了叛乱。朝廷准备兴师平叛，卜式听闻这个消息后，上书请求愿与儿子从军参与平叛，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汉武帝被他的贤德感动，并下令再次奖励了卜式，并布告天下，以弘扬他的乐善好施、敢于担当的精神。

宋

苏轼众筹防治疫病

众筹，就是大众筹资救助遇到困难的人，这是当代比较普遍的一种慈善行为。

宋代诗人苏轼为政尽心，诗文名满天下。他有一个朋友叫董传，中了进士后还没来得及做官，就不幸去世了，但因家贫如洗，连葬礼都无法举行。苏轼听说后，倾其所有又向朋友求助，总算众筹了一笔丧葬费用，安葬了董传。

苏轼在工作岗位上，也曾以募捐来为百姓办实事。据《宋史·苏轼传》：“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tiào）常平米，多作饘（zhān）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mín）得二千，复发橐（tuó）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这个记载是说，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赴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就在这个当口，杭州城里一些药铺，却大发瘟疫财，囤积居奇，抬高药价，穷人买不起药。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免费医院，情况或许会得到控制。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两千贯，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除救治病人外，还可以集中隔离患者，避免疫病交叉感染和传播。

为了给百姓治病，苏轼还将搜集来的珍藏秘方圣散子贡献出来，制成了大批药品发放给老百姓，药很有效，不少百姓病痊愈了。名医庞安时曾将其作为良方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伤寒总病论》中，苏轼为此专门写了《圣散子序》。

此后，苏轼再次筹集到了一笔募捐款，用这些钱，他又在众安桥和江干各开了一个分药局，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前前后后救活了数千人。后两浙转运司向朝廷上奏嘉奖苏轼建安乐坊之事，并改安乐坊为安济坊。

明

唐礼赈灾送米上门

明成祖永乐年间，湖南湘潭出了个慈善家，名叫唐礼。永乐二年（1404年），湖南发生旱灾，唐礼率湘潭族众捐粮，赈济灾民。为了保证赈灾更有针对性，还亲自把粮食送到灾民手中。

当时，湖南湘潭、攸县、醴陵、衡阳四县遭受严重旱灾，“民皆饥饿，饿殍甚众”。葛根都被采食完，无奈人们纷纷去挖掘土中的白泥吃，结果食者多哽噎而死。看到四县旱灾严重，灾民遍地，唐礼最初想到的就是施粥，这是让灾民吃上饭最快捷的赈灾方式，于是他率湘潭族众开始了大规模的施粥，“救死于须臾”，直接挽救垂危待毙的灾民。

施粥的好处是：一则时间快，辰时熬粥午时就可以让饥民吃上热粥，“其效甚速，其功甚大”。再则受众面广，毕竟饥民多粮食少，熬粥可以普济灾民，且不太需要一户一户审查，因为灾民都面带菜色，一目了然，“至简至要，可以救人”。

唐氏义门原石刻

但施粥弊端也很明显，粥厂数量有限，灾民不顾路途遥远赶来喝粥，年轻力壮的不怕折腾，但老弱走不动就来不了，可能吃不上粥。且人多粥少，难免争抢挤踏。再加上，如此众多人员聚集，卫生状况堪忧，增加染病风险。有鉴于此，唐礼认为施粥只能应付数日，如果给予灾民谷米则可以让他们维持较长一段时日，也不像施粥那样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较为灵活便捷。

于是，唐礼就一改施粥为发放赈粮，他率领唐氏家族一千多人，带上捐赠的一万多担谷米，深入四县乡村，直接向灾民分发谷米，救民于水火。

明成祖朱棣听闻唐礼等的义举，亲笔御题“唐氏义门”予以赞扬，并令当地知府刻石旌表唐礼的义举。为此，在乾隆时期修《长沙府志》时，就将此事载入书中：“唐礼，湘潭人，永乐时大饥，礼率族众千余家，出米谷万石，散给潭、衡、攸、醴四县之贫者，诏建坊旌之，额曰‘唐氏义门’”。后来，唐礼考取功名，曾在江西出仕。任期内，他兴学校、息讼狱、储谷备荒，历有政绩。

清

彭绍升平粜划界票

彭绍升，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是清代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创建了综合性慈善组织近取堂，常年开展多种慈善活动，还仿照北宋范仲淹义庄之制，设立彭氏润族田，救助贫困的彭氏族人。近取堂常年运营，灾年时，彭绍升更是推出临时救济灾民之举，并且能够创造性地开展赈灾物资发放，赢得了百姓的欢迎。

据彭绍升《二林居集·平粜记》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江东大雨水，麦尽烂，入夏雨如故，禾不得插，米价腾踊，每一石至三千钱”。清代的江东地区大体指的是长三角地区，彭绍升家乡一带也遭受了严重灾害。

彭绍升石刻画像

遇到灾年，为了救济灾民，确保粮价稳定，官府平粜粮食，即按平常价格卖出粮食。彭绍升每遇灾荒，都会像官府一样，拿出自家和募捐来的大批粮食开展平粜。这一年，彭绍升听闻江东大灾，立即在苏州城“会公私所储，得五百石，每一升减钱六，合减三十万钱，尽散诸籴者，始五月乙卯，迄六月辛卯晦，凡三旬有七日。”即将这五百多石粮食每升降价六钱（一石为一百升），共计减掉三十万钱，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灾民。

平粜的米，比市场价低不少，所以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大福利。周边无论远近，穷苦百姓纷纷涌来，顿时整个街巷都挤满了灾民，毫无秩序。身强力壮的灾民，硬挤着甚至能买到十来升，而没有力量的弱者，甚至一升也买不到。这种状况，使得平粜的作用大打折扣。

彭绍升针对以往平粜时的这种弊端，推出了划界给票的创新办法，即“东以城桥为界，南以城为界，西以新造桥直南为界，北以吴衙场为界，除诸大户市廛（chán）外，合计五百家，家予一票，按票给米，日以三升为率，卒事无言者”。彭绍升在苏州以城桥、吴衙场等地标为界，除去富商大户，贫困的有五百家，划分好区域，每家给予一份平粜票，让这些灾民按区域分时段，凭票每天每户可以购买三升米，这样就避免了一窝蜂式的拥堵。且凡是来平粜购米的，门外收钱，门内给米，购完米在其票上印有购米日期，使其不得重复购买。这样一来，家家都能买到平价米，从而保证了灾民的基本生活。

彭绍升的孙子彭蕴章认为，这种平粜办法与先前的做法相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限以三升则其利微，不得重籴则其利均，利微则不争，利均则不乱，不争不乱则无扞格”。之后，彭氏世代坚持平粜赈灾，“米贵之年，每岁行之”。

彭绍升之所以积极行善，与彭氏好善的家族传统是分不开的。作为苏州的名门望族，彭氏取得过令人艳羡的科宦业绩，同时也以累世行善的传统闻名于世。彭绍升家族从曾祖父彭定求起就多有慈善救济活动，在当地影响很大。他的同乡，文学家王芑孙也曾说：“彭氏在吾吴二百年，世世积德，内修其行，而外力于科举，以是为家法，吴人之喜为善类，取信于彭氏。”

千年流转，慈善的载体不断更新，但“有钱者输财，有心者出力”的初心从未改变。这些沉淀在古籍中的善行，既是古人的温度，也为当下的慈善事业留下了跨越时光的精神参照。

文并供图/刘永加

编辑/ 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