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古籍，是中华文明绵延的根脉，而校勘整理，是唤醒经典文化传承的关键一步。当人工智能为古籍保护插上数字翅膀，一场跨越年龄、职业的全民志愿服务就此展开。

00后青年张晓波怀揣热忱，以青春之力投身古籍校勘，在数字平台上与千年文字对话；74岁长者常兰藻老有所为，借助AI工具深耕古籍校勘，以岁月沉淀的专注守护文脉；作家阿来以专业视角使用识典古籍平台，在参与校勘中深挖古籍背后的文化魅力。他们身份不同、年纪各异，却因一份对中华经典的敬畏与热爱相聚，以志愿服务为桥，以AI为翼，在字斟句酌的校勘中，让古老典籍焕发生机，用初心与坚守，续写着文化传承的动人篇章。

延续古籍情缘 

从粗校到精校步步深入

近日，“我用AI校古籍”2026年启动仪式暨“海外汉籍资源汇聚与典籍活化前沿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自2024年发起以来，这项活动已吸引4万余名志愿者参与，累计完成古籍整理2万余部。

在这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中，有一位来自甘肃兰州机场的员工，他叫张晓波，网名“九衞（九卫）”。白天，他在机场保障旅客安全；到了夜晚，他便“钻”进古代典籍中，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千年文明。过去一年半里，他利用业余时间校对古籍超过332万字、1.65万页，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文化守夜人”。

张晓波的古籍情缘始于童年。小时候，奶奶会讲一些当地的历史文化故事，在他心里埋下了对历史好奇的种子。高中时，语文老师研究老家地方史、风俗民情，还出了一本书，这让少年心中的种子开始发芽。

可在家乡的山沟里，想接触古籍谈何容易。“没有那么便利的条件，连小书摊都没有。”他只能靠网上零散的电子资源，一个字一个字地啃。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注释，生僻字要一个个去查。“刚开始读不清前后的关联，就单个字或者几个词一起搜，慢慢磨，死磨硬泡。”

转折发生在2024年9月。张晓波偶然发现了“识典古籍”，一个由字节跳动和北京大学联合打造的古籍数字化平台，收录了超过5万部古籍，完全免费开放。“感觉像挖到了一个宝藏。”他说。

在此之前，他如果想做类似工作，需要把扫描件上的文字逐字录入电脑，“耗时半天甚至一天，才能弄完一页”。而“识典古籍”的OCR文字识别功能大幅提升了效率。同年，他报名参加了“我用AI校古籍”活动。

从粗校到精校，张晓波一步步深入这个曾经只有专家学者才能涉足的领域。“粗校就是平台用AI识别之后，我们逐字核对文字是否正确。精校更细化，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要跟原图核对，还要标注人名、地名。”他形容这个过程像“解谜游戏”：“逐字去核对，解开这个谜题。”

如今古籍已成为他的精神栖息地。“有时候下班回去，一校就是四五个小时。”在这方寸屏幕之间，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安宁。

校对332万字后

对古人的智慧叹为观止

截至目前，张晓波已经校对超过332万字、1.65万页古籍，包括《永乐大典》《太玄经》《锦绣万花谷》等珍贵典籍。

最难忘的一次，是校对一卷《永乐大典》。那一页上有一大片水渍，字迹像被橡皮擦掉了一样，只剩下几个模糊的轮廓。“只能靠猜，”张晓波说，“但它是有规律的，比如甲乙丙丁，排列不会出错。”他像一个破译密码的侦探，从残缺的笔画中推断出完整的文字。这一卷，他足足“磨”了一个月。

还有一次，他领到一册黑白扫描版的古籍，图像“糊”得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校到一半，眼睛酸涩，心里也堵得慌。“就是那种心累的感觉。”他没有硬撑，也没跟自己较劲，而是选择把电脑一合，休息几天。等再打开的时候，那些模糊的字迹好像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辛苦是真辛苦，可喜欢也是真喜欢。钻进典籍里，他反倒觉得比外面的世界更自在、更踏实。

校对《太玄经》的经历同样让他格外兴奋。这部西汉扬雄模仿《易经》体例写就的著作，结构精妙，将星宿历法、音律节气、阴阳五行融为一体。“它有一个图标，代表了‘一方二州，一部三家’，组合起来包含了节气、星宿很多内容，很有意思。”张晓波说，这种把天文、历法、音律编织在一起的知识体系，让他对古人的智慧叹为观止。

校对过程中，他也时常被古人的哲思所触动。“阴之阴者莫如贼。贼者，鬼藏而神机者也。机之为机不神，所以神也。性有巧拙，可伏不伏；心有动静，可发不发，是谓违时。”他解释说，时机和机遇往往隐藏在看似普通的环节中，就看你能不能发现它、抓住它。“可能看似普通的一件小事，对你以后的影响会很大。”这句话让他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机会不总是轰轰烈烈的，更多时候就藏在日常的细微处。

当被问到为什么坚持做这件事时，张晓波的想法很朴素：“现在很多人没见过萤火虫，就说‘哪里有会发光的虫子’，但我们小时候真的见过啊。古籍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人去整理、去校对、去数字化，那些记载了我们文明的文字，就会像萤火虫一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古籍“活”起来

让文化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除了平台发布的任务，张晓波还在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整理家乡的方志。他发现“识典古籍”上没有《兰州府志》和《甘肃全省新通志》，于是自己去找影印资料，创建团队，上传，校对。“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家乡，或者让家乡的人看到自己家乡在历朝历代的发展过程、人文历史。”

2025年7月，他上传了《兰州府志》；此外，《甘肃全省新通志》一共100卷，也已整理上传了30卷。被问到会不会一直干下去，他毫不犹豫：“会，越多越好。”他觉得，当古籍有了数字化的载体，更容易继续流传下去，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典籍的存在，让文化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当文明不再被束之高阁，当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触摸千年前的文字，文化才能真正地“活”起来。

延伸

七旬“校书官”常兰藻

用4个月与20万字古籍对话

74岁的常兰藻，上班时是拿算盘的会计，退休后在古籍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舞台。

常兰藻，1952年生人，与数字打了25年交道。从1979年到2004年，他日日伏在账本之间，“需要规规矩矩”。但规矩之外，他骨子里藏着一股不甘。那个年代，电脑尚是稀罕物，他便自学C语言，自己写代码编财务软件，在“486电脑”上跑出了会计电算化程序。

退休后，他想寻一处精神寄托。起初读《资治通鉴》，读久了觉得“枯索”，便在网上漫游，偶然撞进“识典古籍”这座数字庭院。“它有‘句读’，一段一段地对照着解释，还能用AI辅助校对，我当时就觉得挺新鲜。”2025年12月1日，他“推门而入”。

刚上手的时候，磕磕绊绊，怎么也看不进去。平台的视频教程，常兰藻前前后后学了4遍。4个月过去，他慢慢摸着了门道。“有的东西也很纠结，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遇到问题就查，翻字典翻资料。古文研习本就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反正自己认真了，能做到哪步就做到哪步。”

校对《周易晓羲》时，他常常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纹丝不动。顺手的时候，两三天便能校完两三万字。4个月里，他完成了19篇古籍的校对，累计近20万字。其中一些已经上架，他的名字安静地躺在贡献者名单里。“那也是一种成就感。”他说。

对常兰藻而言，自己做了一辈子会计，数字是替别人算的。但这些校对的数字，是他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校出来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需求是有限的。文化上的追求是无限的。热爱之事如同一粒种子，条件具备自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家阿来

古籍深处，精神为核

作家阿来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出差在外，很少带纸质书。不是不读书了，而是把书“装”进了手机。

说起过去查阅古籍的经历，阿来直摇头，“好多古书，我问图书馆有没有，他说有。我以为是给我看的，结果他以为我想隔着玻璃看个稀奇。如果我要翻一页，他递给我一双白手套：‘您小心点。’”在他眼中，古籍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作为“文物”的稀缺性，而在于作为“文本”的可读性。它们是活的，是可以和今天的人对话的。

阿来最近在研究苏东坡和陆游。在他看来，要研究诗人，就不能只读他们的诗歌本身。“还要把宋史读完，正史读完还要读野史，才能把他们放在真正的历史背景下理解。”他特别提到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历史书记载的都是大事件，但具体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文学家的只言片语，反而能还原真实的现场。苏东坡一生留下几千封书信，信中写的“今天到哪了，身体怎么样，吃了什么东西，遇到了谁”，这些细节正史里不会记载，却藏在古籍的角落里，等着被人发现。

聊到古籍的生命力，阿来认为其精神在于“生生不息”。“文化是要进化的，”他说，“经典不会过时，但需要转译。”古人的诗词歌赋中那些刻意的留白，恰恰给了当代人想象和创作的空间，这不正是一种跨越千年的对话吗？

他举了一个例子。古人对山水的书写，不是科学考察报告，而是带着审美眼光的精神观照。今天的我们被城市包裹，住在某条街、某个小区，驾驭不了整个城市，但通过古籍，我们可以重新连接那片山水，找回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

年轻人为什么要读古籍？对于这个问题，阿来的答案很直接：看精神。“人之所以为人，跟动物不一样，是因为他不只满足生理需要，他还是情感和精神的动物。而文化，刚好解决的就是精神与情感的问题。”在他看来，年轻人看古籍，看的不是故纸堆，看的是精神。

当古籍走出了深闺，那些古老的文字便焕发新生。这场跨越千年的古今文脉对话，才刚刚开始。

观点

从AI初校、大众粗校到专家精校  AI技术降低了参与门槛

张晓波的故事并非孤例。在他身后，数万名普通人正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古籍整理的事业中。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副主任杨浩观察到一个显著变化：过去需要专家学者皓首穷经才能完成的古籍整理，如今被拆解为“AI初校—大众粗校—专家精校”三级流程。“传统的手工作坊变成了流水线工厂，门槛自然就降下来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唐宸认为，AI技术确实降低了参与门槛，但志愿者的热情和文化自觉才是这项活动持续运转的核心动力。“真正让古籍‘活’起来的是人：是那些愿意花时间逐字核对、用心感受文本的普通人。”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王晖在今年的启动仪式上指出，“我用AI校古籍”是语言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典范实践，在数智时代广泛凝聚了大众集体智慧和磅礴力量，让古籍整理这一过去专业门槛较高的工作，在新时代卸下身段接地气。

为了这份热情持续燃烧，“识典古籍”平台设计了一套小而美的激励方式。志愿者凭贡献领取奖励，初始阶段可以领取拼合的冰箱贴，象征着知识的累积与协作，最高荣誉则是需要投入1000小时以上，才可获得“金色孟典典”奖杯。令人意外的是，如此“严苛”的条件，仍有超过百人坚持到最后。而每一位参与校对的人，都会在平台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份“署名权”，或许比任何奖品都更有分量。

每一份微小的努力，都是在为文明的延续添一块砖。而当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从古籍中寻找精神滋养，那些古老的文字便不再只是故纸堆里的遗迹，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活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磊
统筹/ 李洋
编辑/ 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