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贵的左足跳出了门限：虽则右足还在门限之内，便觉有点凄然之感了。——唉，天哪！这便是我流浪的开始了！茫茫的前途真是茫茫呵！”

1928年，王任叔写于“四年前一个寒假里”的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终于在光华书局出版，首句便暴露了其渊源：阿贵，来自《阿Q正传》中的阿Q；左足与右足，是鲁迅喜用的句式，如《理水》中“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几个叹号句又是郁达夫的风格。

如果让郁达夫写《阿Q正传》，可能就是《阿贵流浪记》吧？它甚至还有几分《围城》前传的味道，让人很难相信其作者才24岁。

王任叔是现当代文学奇才，在诗歌、杂文、散文、小说、文艺理论上均有不凡成就，他为《鲁迅全集》首版做出重要贡献（胡愈之称其“出力最多”），此外，他还是印尼史研究专家，是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

作家周而复说：“我认识任叔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王任叔生于1901年10月），那时他已经出版了十部左右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集。”王任叔写得多，质量还高。1934年上海正中书局出版的《当代短篇杰作选》中，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梁实秋等大家只入选一篇，唯王任叔入选两篇。

王任叔用过160多个笔名，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以“八戒”为笔名主编《译报》的《大家谈》杂文栏目，因文笔犀利，遭上海租界工部局抗议，改为巴人，结果“巴人的影响，超越了他过去全部文学生活的总和”。（孔另境：《记“廖化时代”的王任叔》）

王任叔一生创作超千万字，却较少被后人提起，知《阿贵流浪记》者更是寥寥无几。《阿贵流浪记》胜在独特，王欣荣先生说：“这部小说亦可称为自嘲的荒诞式讽刺小说，依此看来它未尝不是中国讽刺文学的一个独特标本。这部作品从主人公的名字到语言，都显明地受着《阿 Q正传》的影响，而作者不惮以阿Q精神检讨自己的心灵，亦可看出他对艺术的真诚。”

《阿贵流浪记》有缺点，即杨义先生所说：“有时信笔纵横，乱走野马，不及《阿Q正传》的峭利明捷。”一言蔽之：长于写人，拙于记事。在小说中，阿贵本是乡村教师，自命为诗人、小说家，有两大发明：一是看到田夫野老会抄近道，符合几何学“弧必大于弦”之理，可见“中国之文明，岂不懿欤盛哉”，据此总结出“应用几何学”；二是看到隐士之杖高于头，老人之杖齐于肩，少年之杖仅及腰，因前者用来表演闲散，中者助行，后者打狗，应用决定其形制，深合进化之理，由此总结出“龙头拐杖进化说”。

阿贵眼中多吴妈，每见女士，必生浮想，可真正面对，阿贵又精神紧张，每句话后都不自觉加上“嘻”字，似张衡《四噫诗》（应为东汉梁鸿的《五噫歌》）的后篇。十分冲动时，阿贵则高呼“孔子，孔子，孟子，孟子”，“想借孔孟的名号来吓退这心上的恐怖”。

失去教职后，阿贵与同乡犁牛“闯上海”，二人租在亭子间，阿贵一次次“Fall in Love”（坠入爱河），邻居或妓女或寡妇，成他们嘴中的蓝衣裳、林黛玉、惜春……在“不见一株绿的草，一株红的花，一枝青的叶，一只飞的鸟”的上海，终于在宋园（今闸北公园）邂逅一个光着上身的跛足少年，给他们递上一朵紫色的小地丁花儿，阿贵“又顿时的感到人间的同情了”，可“圣洁的小孩”因此讨走3个铜板。

阿贵也很穷，每天只能“蚕豆旅行”，即用2个铜板买一包蚕豆，靠它消遣，在街上走好久，作为“马路巡阅使”，难免吸一肚子风沙。找不到工作，朋友介绍阿贵去慈善组织，结果是看大门，以防穷汉进入，每月仅10元津贴，只干了半天，便遭“孟尝君”呵斥，受辱退出。

阿贵也试过文坛，在某某学会上，他遭遇“沉默的小说家，与肥硕的古学家，与修眉的白面书生”，以及“土拨鼠评论家”，还有修辞学大家“印度姑娘”——白发秃顶、貌似山羊的男士，却署名女士，作为女权主义的始祖，他也拄一根进化论拐杖。

“五卅运动”爆发了，唤醒了阿贵的存在感，他加入游行队伍，握紧双拳准备“打呀！打呀”，可一进公共租界，牙关立刻放松了，拳头立时伸展开来。警察给了他三警棍，打得他“屈下身去期待着第四五棍的到来”，阿贵并不愤怒，他认为挨揍“完全是他自己所招”……

最终，阿贵离开了上海，临行仍在抒情：“上海是没有天日的呵！我深深地信念着了！上海的苍天呵！”

阿贵的原型有二：

一是王任叔自己，1924年末因在老家的《四明日报》上写评论惹恼军阀段承泽而失业，他写诗说：

我自从失去职业以后，

我预备要向人间复仇，

一伸我素日被凌的怨尤。

王任叔去了上海，找不到固定职业，小说中的慈善机构即宁波同乡会，王任叔上过一天班，就不再去了。

另一是王任叔的同乡好友董挚声，王任叔于1925年入党，在王任叔帮助下，董挚声后来也入了党，于1926年回乡搞农民运动，1927年底牺牲。《阿贵流浪记》是“一壁写着，一壁便把写下来的给挚声看”，阿贵也有董挚声的影子。

创作《阿贵流浪记》的本意是“为想诅咒自己，竟用这样嬉笑怒骂的笔来写”，在王任叔看来，“阿贵底思想始终是没有统一过的”，可恰恰是不“统一”，才淋漓地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落差——精神生活已无法成立，一切“理应如此”都指向荒诞，这赋予文本一抹后现代的意味，与当下读者有了共鸣。

《阿贵流浪记》创作周期短，故事量不足，结构松散，但人物生动，阿贵在陌生女性“黑眼睛”面前纵论文坛是非、被“孟尝君”羞辱后的心理活动、警棍敲头时本能反应等段落神采飞扬，如看《围城》般过瘾。

王任叔后来的人生充满传奇，创作也更成熟，但越是不太成熟的作品，越见作者的性情与才华。可能是太执着于“统一”，作者似不太重视本书，细节多舛错，如“蚕豆旅行”又误写成“碗（豌）豆旅行”，把月薪十元算成每天挣两角三分三……王任叔可能想说阿贵的诗意是可笑的，是“要不得的一种性格”，但今天读者可能更关注：究竟是什么，剥夺了生而为人、本该有的诗意？

活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中，又要努力活着，这给了阿贵满满的喜感与悲凉，百年后重读，阿贵依然亲切，俨然是正和我一起坐在格子间中的兄弟。

文/唐山

编辑/ 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