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人气作家赵熙之的新作历史悬疑小说《段成式志异笔记：书肆鬼啼》，取材自唐代段成式的笔记奇书《酉阳杂俎》，以中晚唐的成都为舞台，将书肆鬼啼、乞儿疫病、小儿失踪三重谜案拧成一条线，满纸脚注，正史野史交错征引……虚构因此有了源头，像是从古人的故事里“生”出了新的故事。

从《夜旅人》的双时空缠绵到《配婚令》的庙堂暗涌，再到这部新作，赵熙之的创作题材跨度很大，但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是一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笔力，故事再磅礴，落笔都在纹理上。

赵熙之是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网络作家得主，“魔宙”签约作者。学考古出身的她，写起小说来带着学者气。更有意思的是，书中人物的行迹脚步，曾落在彼时成都的大慈寺、信相寺（今文殊院）、万里桥、双流县、新南市、市桥（今西胜街南）、碧鸡坊（今东胜街一带）、富春坊（今锦江区内）等地。而这些古地，恰好也覆盖了赵熙之如今日常的生活活动范围。赵熙之说：“故事突破历史与虚构的藩篱，在此与现实接壤。这几年偶尔到春熙路，在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的玻璃栈道上往下凝望，脑海里也会浮现出这些少年、青年昔日在此街道上焦急奔走的情形，便也觉真切如当下。”

脚下这片土地

藏着段成式生活过的痕迹

北青报：《段成式志异笔记：书肆鬼啼》取材自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以此为基础来构思这部小说？

赵熙之：以《酉阳杂俎》为基础材料而写成的小说，很容易被认为是从《酉阳杂俎》中得到了某种灵感，以这个灵感作为支点发散建构了一个新的故事。实际上，我对段成式这个人的好奇，要早于《酉阳杂俎》。

《酉阳杂俎》最初于我而言，只是一部文献资料，属于工具书范畴。我们在考古目录学相关课程上学习古籍分类基本知识，在四部分类法中，《酉阳杂俎》被分在子部小说家类，再往下细分，则是放在琐语小类。我特意去翻了课堂笔记中关于琐语类的定义，是这么写的——琐语：与当时政治关系不大、多谈名物杂事之书，如西晋张华《博物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等。

没错，《酉阳杂俎》对那时的我来说，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笔带过、作为琐语类文献举例的存在。若不是因为“魔宙”编辑关于段成式及《酉阳杂俎》的提案，我大约不会去主动梳理、考证段成式的个人履历，也很难有契机全文精读《酉阳杂俎》。

在梳理过程中，最先让我吃惊的事实，是段成式出生在成都。巧合的是，我正在成都念书，又恰好被安排到成都博物馆实习。成都博物馆所处天府广场，就是当年段成式随父宦游至成都的居所（西川使府区域）所在——在我日夜踏足的地表之下，居然叠压着段成式曾经生活过的痕迹。

历史固然是远去的烟云，但在考古人眼里，历史也是实实在在的堆积。从地层学的角度来理解，此刻的我，就生活在段成式的正上方。他的存在一瞬间在我心里显得如此真实、确凿。这种时空地理上的确定感，为我筛掉了无数种叙事的可能。我几乎是下意识确定了第一个故事要在哪里发生——不是他的祖籍山东，不是他年少时住过的长安，不是他成年后待过的浙西、淮南、荆南幕府，也不是他中年时期出任外官居住过的吉州、处州——一定是成都。

这种确定令我激动到眩晕。所以，与其说是《酉阳杂俎》中某个特定的片段召唤了我，不如说是我脚下这片土地埋藏的段成式的身影，推着我打开了《酉阳杂俎》。随后我追随着段成式的记录，进入了中晚唐那混沌、暗淡的庞大世界。

北青报：历史上的段成式是一位生性散淡的博学官家子弟，在将他塑造成小说主角时，你最想保留和凸显他身上哪种特质？

赵熙之：段成式出身高门，外祖武元衡、父亲段文昌都官至宰相，然而他身上似乎看不到太多对于功名的执着，取而代之的，是极度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这在功利视角看来或显得有些无用，但恰好是我最想强调的。

故事开始时，他仍是个少年，虽然被卷入案件，全身心地投入为亲人、友人奔走，但故事真正的落点并不在他身上。他更像一个线索人物，带领读者去探究成都城中的谜案。我想凸显他这种发掘者、记录者的气质。

正因为段成式是线索人物，问题便出现了——故事的落点究竟该在谁身上？我也考证过段成式的交友情况，考虑让他的友人来承担这个重任。但历史人物的“透明度”太高，可虚构的空间很小，无法承载那种不可预测的命运转折，因此必须引入原创人物。奇真、郑离、魌奴等人，都是出于这个最基础的叙事需求而出现的。当然我也有构建主角团的设想，花撷云就是其中之一。

北青报：段成式是一位博物学家，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你是否也有类似的、持续投入热情的“博物”爱好？这个爱好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赵熙之：人天然受好奇心驱使——世界如此浩瀚、如此不可知，而我宛若一只小虫，趴在上面不停地啃噬、突破着边界。段成式说，“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我大约能理解他探索的动力所在。这种持续性的开疆拓土，本身就能带来从未知到已知的巨大快乐，哪怕所得并不构成体系，也不会对当下的事情有所助益。可这些因好奇心、求索欲而捡拾的碎片，往往又会在写作的某一时刻忽然涌现，那一瞬头脑里仿佛有灯珠被骤然点亮，世界在此得到串联，这种喜悦是难以言喻的。

我写另外一个故事《小镇做题家》时，剧情需要一个妖怪的名字。几乎是瞬间，我读《酉阳杂俎》时拾取的那一块“厕鬼名顼天竺”的碎片，被点亮了。那一刻段成式似乎就站在我身后，拍了拍我肩膀说：是不是？这个妖怪就该是顼天竺啊！在读《酉阳杂俎》时遍地捡拾碎片的我，又如何能预见到这样跨越题材与时代的重逢呢？这难道不是充满惊喜的奖励吗？

在文献留下的窄缝中摸索前行

北青报：创作《段成式志异笔记：书肆鬼啼》的挑战是什么，让你写得过瘾的又是什么呢？

赵熙之：我从未写过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忽然要写段成式，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挑战。此前我哪怕基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编写故事，也都是着眼于虚构角色。面对段成式，我失去了这种“自由”，只能在文献留下的窄缝中摸索前行，尽力把握好历史现实与虚构的界限。

另一层挑战，是世界观的定调。唐人显然相信那样一个诡谲壮阔的超现实世界存在，但段成式信不信呢？他如何看待自己采集来的材料？如果不信，还会编入其中吗？在读完《酉阳杂俎》后，我认为，会的。《酉阳杂俎》里有很多不置可否的留白，与很多写志怪来证明有神鬼存在的作者不同，段成式的目的或不在于此，他的记录似乎偏向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虽然我不一定采信，但我认为需要将它的来源和表述记下来，至于读者怎么看，那是读者的事情。”段成式拥有一种文献自觉和怀疑精神，所以整个故事最终的世界观定调，还是没有走向超现实的风格，他的求索，最后也一定会找到可解释的答案。

解决了这两个难点，故事就可以试着启航了，这也是我感受到近乎某种奇遇的开始。因为段成式这个契机，我不得不去找寻那些在《酉阳杂俎》和各类文献中的碎片，像是潜入历史的汪洋之中进行打捞、采集。而在这部小说完稿后，以段成式为支点撬开的这个世界，并没有随之关闭，它产生的涟漪扩散到了我其他的书写中。这很过瘾，也很幸福。

北青报：写作过程中，哪个情节或人物最难写？

赵熙之：毫无疑问，最难写的就是段成式。因为他是历史人物，所以到底有多少空间允许虚构？在初稿的写作中，这些不确定，甚至可以说是不安，一直伴随着我。持续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后来全部推翻重写，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信任”，段成式的形象也稳定了下来，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终稿。

北青报：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创作故事吗？

赵熙之：印象深刻的创作故事，也与角色“信任”有关系。这个角色就是花撷云。花撷云是完全自发生长出来的，在初稿中，他甚至是在剧情过半时才姗姗登场，可一出场，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终稿里，他甚至一跃成为了开场角色，成了段成式身边最重要的伙伴。但神奇的是，直到第一部终稿快要完成，我也不清楚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你是为什么来到成都？为什么会成为郭采真的徒弟？推进剧情过程中，我一直都在追问这些问题，在第一部的尾声，我忽然获得了“许可”，一窥花撷云的前史，也因此得到了第二部的灵感，即发生在花撷云老家（扬州）的故事。

或许有人认为，作者是在自己创造的棋盘上，推动着每个棋子走向他们的命运。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在得到棋子的“信任”与“许可”之前，棋子一言不发，作者只能小心翼翼地揣测其想法、模拟其行动，在棋盘上推着它行走。可如果作者“信任”了角色，角色也愿意交付“信任”，角色就会毫不吝啬地吐露一切。这种“信任”关系一旦建立，棋子会走向属于它自己的命运，作者将被迫袖手旁观。

所有故事都是人心的投影

北青报：这本书的氛围偏中式志怪，但又很有社会派推理的味道。怪谈与人心，你在创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赵熙之：中式志怪的观感是因为时代背景和所采用的材料所造成的，我不认为怪谈与人心需要刻意去平衡，因为怪谈本来就是故事，所有故事都是人心的投影。所谓志怪，其核心往往不在于那个“怪”有多离奇，而在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怪”。所有怪谈拆解到最后，落点一定是具体的、有欲望或有恐惧的人吧。

北青报：你觉得创作历史小说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

赵熙之：踩坑如果是指创作陷阱，我倒有相关经验与教训可分享。譬如翻阅了大量的材料，觉得每个触及我盲区的知识点都很有意思，恨不得全部堆砌进故事里。但真要这么做，肯定是行不通的。我对自己的警告是，克服这种诱惑，考证不应该本末倒置。历史小说是为讲述一个特殊背景下发生的故事，目的不在于还原历史。考证只为了在这个限制框架内，减少出戏感。当然，就我自己当前的能力而言，也只是尽可能减少，尚做不到完全避免。

北青报：你写历史题材，最在意的是还原时代，还是借古写今？

赵熙之：智人的历史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路走来，一路叩问“何以可能”。我并不想还原时代，也不想借古写今，堆砌史料其实无法真正重现一个已经消失的时空，将古人当作今人诉求的传声筒也难免显得傲慢。我写一个具体的“何以可能”就好了。智人走到今日，势必已经面对过无数困境，那么到底，何以可能？

很确定我已被考古专业塑造

北青报：考古专业的学习经历，对你后来写小说有什么影响吗？考古是“挖真实”，小说是“造真实”，这两种思维在你身上是怎么共存、甚至互相帮助的？

赵熙之：我已无法准确描述当初选择学习这个专业的理由，但我很确定我已被它塑造。考古工地的生活并不充满刺激，很多时候也称不上有趣。在有限的田野实践中，我曾负责采样工作。对我来说，采样就是在无数样品袋上编号，是遗物打点坐标，是考古发掘系统里数不清的录入……它需要严谨操作、准确记录，必然由无数重复甚至枯燥的行动细节填充。

正是这种类似的训练，让我对细节心存敬畏。而这势必影响到了我的写作习惯，比如在小说里添加大量脚注。我当然有了一些（考古）训练带来的痕迹，也有因为翻阅史料、灵感涌现的时刻，但这些对我而言，只是漫步于海滩时偶尔捡到的贝壳。真正的大海所带给我的影响，是塑造了我对世界的理解。

考古分为历史时期考古与史前考古，我个人更喜欢后者。很难描述最初接触到史前考古时带给我的震撼——由史前智人制作的石器被叠压在无数地层之下，跨越万年再次触摸到它的我，与这件石器的制作者，在生理上没有太大差别，可我们又确实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这个智人会思索什么？在制作这件石器时，会烦恼我现在烦恼的事吗？我时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史前智人，曾因此得到莫大慰藉。

在进入考古专业后，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一定发生了变化。这些在后来的书写中或也有迹可循，毕竟作者如何看待世界，就会如何书写世界。从很早的学生时代揣着模模糊糊的热情开始练笔，到现在有所自觉地进行书写，我仍然在故事中挥洒感性，也带上了一路走来的所有烙印，我不会否认这些对我的影响，也全然地接纳它们。它们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着我的行动，也投射到了角色身上，最终在故事中流露出来。

北青报：考古工作的核心之一是“透物见人”，你在创作中，如何把这种思维方式“转译”成小说情节的？

赵熙之：比起工地的经验，我更多的积累其实源自博物馆的实践。博物馆展陈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透物见人”——展览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即以器物、史料作为支撑点，构建起背后关于人的故事。写小说同理，尤其是历史小说。二者其实都涉及你依据什么、讲述什么的问题，最终都是为了自圆其说。

剧情或可以是虚构的，但需要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真实——这在当时是合理的吗？是可能发生的吗？你能保证没有任何错漏吗？这样叩问自己时，其实也难免心虚。受限于所得到的材料，我无法保证书写中处处都合理、经得起所有推敲。错漏是一定存在的，但我认为有这个试图逼近真实的意识是必要的。

这种意识令我不再纠结所谓专业语言和文学语言会不会打架的问题，其实写小说和策展也没有太大差别啊！我也许只是在纸上完成了这个展览！

写作听从角色的呼唤

北青报：你的创作主题似乎一直在演变。在你看来，自己的作品有一条怎样的、贯穿始终的线索？

赵熙之：故事的题材也好，背景也罢，都是服务于角色。只要角色成立，我就有信心写下去。而角色能够成立，势必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所以时代背景、题材有大跨度是很正常的。只要有合适的角色召唤我，我仍然会去那个特定时空看一看那个角色在叩问什么，其所叩问的，自然就会成为主题。

北青报：如果让你用三个词形容《段成式志异笔记·书肆鬼啼》，你会选什么？

赵熙之：作为这一系列的第一部，我曾想用“魌”作为副标题。《酉阳杂俎》载：“魌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太平御览》载：“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魌头以存之。”说的皆是人死有不甘，魂气浮扬，暂居于魌头，找寻新生。也因此，第一个词肯定是“死而复生”：这是书中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需面对的，即经历旧我的消亡，找寻新生的可能（这也是一种何以可能的叩问），是这个故事的命题所在；第二个词是“穷原竟委”：无论段成式还是被卷入的其他角色，他们身上几乎都有不弄清楚不罢休的劲头，既想探明当下案情的真相，亦要追寻那些已被时光遮蔽的过往；第三个词是“安身立命”：在经历了失序、迷茫与破坏之后，角色们最终还是要找到能够容纳自我灵魂的居身之所，将自己安顿在当下，譬如郑离的“于是他决定活过今天”，这是故事的落点所在。

北青报：这个系列打算写多少部？还有没有其他想尝试的新题材？

赵熙之：第一部是完成于2018-2020年之间的故事，另两部也分别于2021年与2024年完成交稿，会延续第一部的风格，主要角色们也会继续登场。

目前来看，我对写作题材的拓展确实仍有热情，但归根结底并非为求新而写，如果某个角色，或者某种生命状态与我的当下产生碰撞，再次对我发出召唤，那产生新的书写欲望也是非常自然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 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