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版今起推出“阅读北京”荐书专题，特邀三位深耕北京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专家，为大家推荐相关好书。这些书籍各有侧重，聚焦北京历史地理与城市发展，既有对北京城墙城门的历史记录，也有永定河与北京城市发展渊源的研究，还有侯仁之先生的学术脉络梳理，以及对古都北京规划建设的深度解析。希望借着这些优质读物，让大家能从不同角度走进北京的过往，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

尹钧科 吴文涛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年10月出版

但凡对北京历史文化多少有所关注，就不会不知道“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至于怎样从多重视角论证一条河流与一座城市的关系，追寻永定河的变迁过程，梳理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军事、文化等因素共同塑造北京城市性格和区域风貌的来龙去脉，那就需要在“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基础上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探索。《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佳作。

愚以为，一部著作的含金量究竟如何，只能以两个标尺来衡量。其一是同行的学术评价，其二是时间的自然淘洗。《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出版20年后，仍然是论及相关问题时无法绕过的基本文献。两位作者深入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史、水利史、灾害史等数十年，为揭示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年他们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又进行了针对性的野外考察，足迹遍及永定河的上中下游，因此能够以放眼整个流域的开阔视野，系统审视自然环境与人地关系的变迁，做出独具慧眼的科学判断。

例如，“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历来无可置疑，但书中的分析表明，康熙年间修筑永定河大堤固然保障了北京的安全，同时却也“移祸下游”，以更大的负面效应危及那里的生态环境和区域安全；再如，平原地区的河流改道和泥沙淤积，是历史地理和环境变迁研究中最为艰深繁复的问题，作者借助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与野外调查获得的实证，对此做出了条理清晰、论据充分的阐释。诸如此类，颇具创见。

在这部著作中，尹钧科先生提炼出了“永定河文化”的概念，从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个“流域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研究价值，出版后迅速成为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尤其得到门头沟区永定河研究会同仁的高度赞誉。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草案最初提出建设大运河、长城、西山三个文化带，在向社会征求意见期间，吴文涛女士根据多年的研究积累，率先倡议将连接京津冀晋蒙五省市区的“永定河文化带”作为北京的第四条文化带。这项建议通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成果要报送市政府，立即获得主管领导的充分肯定，《北京日报》《前线》等报刊也登载了她阐释“永定河文化带”的文章。在这之后，国务院最终批复的规划依然保持了三个文化带的格局，但原来的“西山文化带”已经变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是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典型例证。

《侯仁之学谱》

丁超 著

文津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理论著作的价值来自逻辑严密与观点独创，资料性文献的可贵在于来源可靠与包罗广泛。《侯仁之学谱》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披沙拣金，在现当代学术史领域独辟蹊径。仅仅看到书名中既稍显冷僻又颇为新奇的“学谱”二字，就足以引发读者开卷一览。

侯仁之先生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地理学史、历史地图等领域卓有建树，还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堪称以学术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典范。

这部“学谱”以谱主求学、教学、治学以及在国内外开展的学术活动为主线，实际上构建了一部简明的学术编年史。撰者将侯仁之先生长达102年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活动，放到整个国家100多年来起伏跌宕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逐年记述相关的社会风云、学术活动、人事往来，从多种角度展现了学术大师及其所处时代的俯仰沉浮。这部著作在现当代学术史和历史地理学领域独树一帜，不仅对同类研究具有引示意义，更是了解侯先生、学习侯先生的基本“资料库”与最佳“导览图”。

学谱撰者丁超是侯仁之先生的再传弟子，著书的动力源自对一代大师道德文章的崇高敬仰，对现当代学术史的浓厚兴趣。他以细大不捐的辛勤劳动钩稽史料，以公开刊布的各类文献为主精选出上万条历史信息，最后聚成这部煌煌80余万言的学谱。剪裁得当，主次相宜，脉络清晰，对人物与事件的考订尤其无微不至。由此编织的“谱系树”与“信息网”，使读者能够按照时间脉络看到侯仁之先生的“学术圈”。

读者诸君想必要问：这样一座令人仰之弥高的学术丰碑，是在怎样的自身条件、学术基础、社会环境之下筑成的？长达百年以上的人事代谢、风云变幻，对一代学术大师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位杰出学者丰富多彩的人生，能够给当代和未来留下怎样的启示？打开《侯仁之学谱》，这些问题都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喜仁龙 著 宋惕冰 许永全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0月出版

巍然耸立、气势恢宏的城墙和城门，曾是京师庄严气派与悠久历史的象征。它们应时而起，也因时而衰。物质的存在已是“往者不可谏”，文化的记忆依然“来者犹可追”。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或作“喜龙仁”），这位瑞典美术史家1922年来到北京，考察、拍摄、测绘了当时已呈“破落”之象的北京城墙和城门。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北京”，对乡土风物难免因为过于“熟视”而浑然“无睹”，远隔重洋的“外来者”却能察觉异域文化的独特之处和多重价值。一个外国人，秉持真正的学者精神，把中国人民的北京城墙和城门看作全人类的历史遗产，用严谨科学的方法与富有温度的文字，为它留下了最准确、最翔实、最完整的记录，并且使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英文版1924年在伦敦出版。1948年，尚在英国留学的侯仁之先生在一家旧书店里偶遇此书，“并以重价买下来”。过了将近40年，经侯仁之先生推荐，198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许永全译、宋惕冰校的32开节译本，迅速唤起了学界与历史文化爱好者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关注。2017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又出版了宋、许两先生的合译本，全部为再现原版文字、图件、照片的8开精装本，内容之完备，装帧之气派，译笔之信、达、雅，读者一看便知。

捧读这部厚重的著作，眼前不时浮现出这样的图景：一位高鼻深目的外国学者，正以欣赏建筑艺术和历史文化的眼光，凝神注视着古老的北京城墙和城门。

荐书人/孙冬虎（北京市研究会会长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

朱祖希 著

“北京文化史”丛书 中华书局

2007年4月出版

历来阐述北京城市发展演变历史的著作不算少，朱祖希先生的这部《营国匠意》虽然也是其中的一部，但却是很与众不同的一部。

第一，该书虽然落脚点是北京古代的规划建设问题，但讨论的视角是多元的，除城市规划外，还包括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考古的，甚至上升到哲学层面，其中又以历史学和地理学探讨为主；

第二，作者显然没有就北京论北京，而特别看重从更宏观的空间尺度解读北京立城的环境背景及与周边城市的关系；

第三，作者没有简单地以今天的环境现实去硬套古代北京城发展的地理背景，而是从动态的角度，复原北京周边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风貌变迁，以此为基础讨论北京的城市演进问题；

第四，该书在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史时，将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研究手段穿插其中，长时段的构造史、中时段的动态史、短时段的事件史驾驭得游刃有余，很好地将影响城市发展的多重历史因素及其作用展现于世人面前。

朱祖希先生长期担任出版社编审，其文笔隽永，文章深入浅出，适合不同学历、各类专业人士阅读。朱先生的这部著作立意之深远、视角之宏大，不难看出确是深得业师侯仁之先生的真传，不仅能丰富读者知识上的储备，更能拓宽读者在面对同类问题时的思路方法。该书2007年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建议对北京城市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荐书人/李青淼（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天咫偶闻》

（清）震钧 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年9月出版

隆福寺的中国书店开张了，几日未得去，但翻书时不免于隆福寺的旧书店稍稍驻目。

曼殊震钧，瓜尔佳氏，字在亭，号涉江道人，生1857年(即辜鸿铭同年)，卒1920年，晚年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他的《天咫偶闻》是1895年开始写的，为一本随笔集，最后一页记：“信手条记……置之箧中。”此书直至12年后的1907年方得出版，比之于今日大才子诸公，厚厚一部书几月间“一挥而成”，不由使人感慨。

《天咫偶闻》本是按京师地域南城-东城-北城-西城……来划分卷次的，其第七卷外城西，当然会讲到琉璃厂书肆，没想到他宕开一笔，连类而及于隆福寺(也是前边第三卷东城要写的太多了)的旧书业：内城书肆均在隆福寺，旧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三槐”向多旧书，售主亦多，近则迥不如前。而“宝书”“聚珍”二家，颇能争胜，然迩来旧书有甘井先竭之叹！

隆福寺卖旧书还讲究“赶庙”(即凑庙会之期)，其时“散帙满地”，书不全而价甚低，于是有人每庙日必物色之，拣选拼凑，“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

这些情景至今读来依然令人不亦快哉！

随手翻《天咫偶闻》书页，记载地安门外火神庙的一条不由引我多看——因为写这篇短文的午间，我恰恰从游人如织的地安门外大街走过。震钧记了这么一条：

火神庙的门前(那时候庙门是朝东的，不像今日在建筑上与理解上都认为是南向之门)，曾有一赵姓人开个书铺。“时得故家书出卖”。震钧自念“余所得颇多”，而他的一位朋友叫续廉(字筱泉，号恥庵)的“所得更多”。他俩当年所获是什么书呢？有雍正朝翰林院编修昌龄(号堇斋，曹寅的外甥，曹寅藏书多归入他手)、乾隆朝国子监祭酒法梧门(号时帆，参编《四库全书》，乾隆赐名“法式善”)这些名士大儒的藏书，因为所得书上大部分都钤着他们的印章呢！当然也还有王渔洋、半亩园完颜氏的藏书。震钧自己感慨：“大抵此事，非真读书人又世代藏书者，不足以语此。”这些书是怎么来的呢？震钧实话实说，“皆内城旧家童仆所窃，妇孺所弃之物也。”

读过这一段，置《天咫偶闻》于案头，心中向百年前的书铺老板赵先生遥祭一樽酒，脑际飘然而回火神庙前的一景：迎春是金灿灿的黄，碧桃是嫩生生的粉，兀立旁侧的玉兰树将几片享尽了春风春雨的肥嘟嘟的花瓣抛向湖面的涟漪间，随波轻荡。

荐书人/杨良志（北京出版集团编审 北京文史馆馆员）

编辑/ 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