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岁序更替，新元肇启。当跨年的钟声掠过北京的山河城郭，人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元旦。司马台长城的雪映衬着晨曦，大钟寺的古钟荡开悠远回响，卢沟桥的石狮静候古今欢颜，博物馆里打开新年的奇妙。
京城古迹，承载岁月的厚重；一城烟火，诠释美好的开端。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点，我们触摸人文光影，采撷市井欢腾。愿每一寸山河的记忆，都化作新年的序章；愿每一张往来的笑脸，都活成更好的自己。
司马台长城古今共此宵
夜色里，司马台长城如一条蛰伏的巨龙，被逐段点亮的灯带唤醒。自西向东，暖黄的光晕沿着城堞蔓延，将斑驳的墙砖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山风掠过，携着万千孔明灯扶摇而上，灯影里，你来我往的人群定格祈愿。这心愿，穿越600年，在密云的群山中回响。
站在长城之巅，仿佛能听见明代戍边将士的马蹄声，正从历史深处踏尘而来。
司马台长城的故事，要从明代的边防格局说起。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随即下令“修边墙，固国防”，拉开了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序幕。但此时的长城，多是在北齐、北魏旧长城的基础上修补，尚未形成连贯的防御体系。真正让司马台长城坚固无比的，是明代中期的蓟镇总兵戚继光。隆庆二年，戚继光调任蓟镇，面对蒙古骑兵的频繁袭扰，他提出“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筑城理念，筑成典范之作司马台长城。
与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相比，司马台长城的选址堪称“天造地设”。它雄踞在司马台峡谷东侧的山脊上，东起望京楼，西至后川口，全长5.4公里，沿线密布35座敌楼。这里山势陡峭，峰峦叠嶂，长城随山势起伏，时而盘旋而上，时而俯冲而下，最险处的“天梯”坡度近乎70度，两侧皆是悬崖峭壁，真正做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史料记载，戚继光督造长城时，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空心敌台。敌台分为三层：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在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中记载：今建空心敌台，尽将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司马台长城的墙体严格遵循标准，设计有墙子路、曹家路、古北口路、石塘路四路，墙身以条石垒砌，内部填充夯土，砖缝间以糯米灰浆粘合，稳如磐石，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倒。
敌楼的设计，更是司马台长城的点睛之笔。不同于其他长城敌楼的“千楼一面”，司马台的35座敌楼形制各异，功能分明。有用于瞭望的望京楼，它矗立于海拔986米的峰顶，是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晴朗之日，站在楼上可远眺北京城郭，故而得名；有用于屯兵的库房楼，楼内设有储藏粮食和兵器的隔间，可容纳上百名士兵驻守；还有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楼，楼体设有瞭望孔和射孔，一旦发现敌情，白天燃烟，夜间举火，信号可迅速传递至蓟镇总兵府。这种“因地制宜、功能细分”的建筑思路，充分体现了明代军事防御的智慧。
司马台长城的修筑，离不开无数工匠的汗水。《密云县志》记载，修筑司马台长城时，所用条石皆采自附近的山体，每块条石重达千斤，全靠工匠们肩扛手抬，沿着陡峭的山路运至山顶。砌筑墙体时，工匠们采用“错缝搭接”的技法，让墙体更加稳固；铺设地砖时，则遵循“上坡砌陡，下坡砌缓”的原则，确保将士们在城墙上行走自如。
更令人称道的是，司马台长城的排水系统设计精妙，墙顶外侧设有垛口，内侧设有女墙，墙身每隔一段距离便开有排水孔，雨水可顺着排水孔倾泻而下，避免了墙体被雨水侵蚀。这种“防、守、排”三位一体的设计，让司马台长城在军事防御之外，更融入了建筑巧思与建筑美学。
当明代的烽烟散尽，司马台长城在岁月的洗礼中，默默诉说往昔的荣光。清军入关后，长城的军事作用逐渐减弱，司马台长城也随之沉寂，成为群山之中的一道历史遗迹。后来经历频繁战乱，部分敌楼损毁严重，望京楼的顶部也在风雨中坍塌，一度残破不堪。
1987年，司马台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我国唯一一处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原始长城”。1990年，文物部门开始对司马台长城进行保护性修缮，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长城的历史原貌。如今的司马台长城，既有“天梯”“天桥”的险峻奇绝，又有“鸳鸯湖”的碧波荡漾，成为北京北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长城不语，却见证了王朝的兴衰、时代的变迁；灯火不熄，照亮的是历史的传承、文明的延续。几百年前，戚继光率领将士们筑城戍边，守护的是家国安宁；几百年后，万千游人登上长城，放飞的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司马台长城的灯火与漫天的孔明灯交相辉映，这一刻，古今交融，天人合一。仿佛从历史的风云中走来的长城绵延不绝，给人以真切的历史感：它不仅是一道军事防御的屏障，更是一座承载着中华民族记忆的丰碑。
大钟寺钟声传递千年钟铃史
新年倒计时，北京三环边的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内，当零点的灯光点亮朱红殿宇，46.5吨重的永乐大钟发出新年第一声浑厚悠长的轰鸣。这声穿越近600年的钟鸣，与居庸关长城的鼓阵遥相呼应，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钟鼓奏鸣”，在108响的韵律中为新年祈福，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这已经是大钟寺“辞旧迎新·鸣钟祈福”活动走过的第43个年头，每一次钟声响起，都是古老文明与新时代的深情对话。
作为国内唯一以钟铃文物为核心的专题博物馆，大钟寺的前身是清雍正十一年始建的觉生寺，290多年来，这座藏在都市喧嚣中的古刹，静静守护着727件钟铃文物，从新石器时代的陶钟到明清的青铜巨钟，串联起中国六千年未曾中断的钟铃文明。
踏入博物馆，首先被庭院中“阅古钟林”的百余口古钟吸引。它们或卧或立，铜绿斑驳，有的钟口布满岁月侵蚀的凹痕，有的钟身还残留着清晰的铸纹。其中一口略显歪斜的铜钟格外引人注目，它便是明代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歪钟”。钟体呈现出一边厚一边薄的状态，无论如何悬挂都始终倾斜，民间口口相传其“为人不正直，铸钟亦歪斜”，让这口钟成了警示后人的“道德警钟”。有意思的是，这口钟的铸造虽有瑕疵，却意外留存了明代铸钟业的真实面貌，其独特的形制在全国仅此一件。
穿过钟林，来到“钟韵洪鸣”展厅，最古老的展品是距今6000年的庙底沟陶钟。这口巴掌大小的陶钟，胎体厚重，表面刻着简单的几何纹，轻轻敲击，能发出清脆的“当当”声。很难想象，正是这样原始的器物，开启了中国钟铃文明的序章。展厅内，一组西汉编钟形似羊角，由大小不一的青铜钟组成，虽历经2000余年，依然能演奏出悠扬的古乐。与编钟相邻的是一口弘治道钟，钟身上的经文绕钟32圈，才能将其读完，字迹工整隽秀，堪称“移动的经书”。
博物馆的最后一进院落，便是永乐大钟的“居所”大钟楼了。推开朱漆大门，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殿宇中央的永乐大钟高达6.75米，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重量堪比6头成年大象，难怪老北京有“人过大钟寺，寺钟大过人”的俗语。近距离端详，钟身内外、口沿、钟钮上，都密密麻麻铸满了梵汉经文，共计23万余字，由明代书法家沈度书写，是现存铭文字数最多的古钟，堪称书法与铸造技艺的巅峰之作。
这口“钟中之王”的一生充满传奇。它诞生于明代铸钟胡同的铸钟厂，永乐年间铸成后，先被迁往景山附近的汉经厂，后又移至万寿寺，天启年间因朝廷忌讳被卸下封存，直到乾隆八年才正式落户觉生寺，完成了三次跨越京城的迁移。后来经过中科院声学所的检测显示，它的余音能持续三分钟之久，且有独特的拍频现象，钟声起伏有致，正如明代文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的：“声闻数十里，其声谹谹，时远时近，有异它钟。”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悬挂结构历经近300年风霜，依然稳固如初，尽显古人的工程智慧。
在永乐大钟不远处，陈列着另一口重量级文物，也就是原北京钟楼的永乐大铁钟。这口大铁钟曾是北京城的“报时器”，上世纪80年代迁入大钟寺收藏，成为一级文物。有趣的是，这两口永乐年间的大钟，它们一口为佛钟，一口是更钟，都出自铸钟胡同的铸钟厂，出生地相同，兜兜转转，在今天的大钟寺博物馆内“重逢”，夜深人静时，它们是否也会聊聊天？
不远处，一口清代乾隆朝大钟同样令人驻足。钟身上22条飞龙采用高浮雕技法雕刻得栩栩如生，钟的裙部铸有8个乾卦符号，暗合“乾隆”之意，通体无一字铭文，却尽显皇家气派。而另一口保明寺铜钟上，两宫皇太后的名字同时出现，这种情况在古钟文物中极为罕见，为研究清代宫廷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除此之外，博物馆还收藏了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钟琴，这些形制各异的钟，印证了钟铃作为“世界通用的声音符号”的文化共性。
新年鸣钟为何要定为108响？这一数字呼应着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总和，象征一年轮回，天长地久；民间也认为，108响能送走人世间的108种烦恼，留下吉祥安康。这一习俗并非凭空而来，元代定都北京后，钟楼便设有报时铜钟，为新年鸣钟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年钟声，就收录了永乐大钟的轰鸣；1997年除夕、2022年春晚，这口古钟的声音都曾响彻全国，成为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2025年的跨年夜，通过线上直播，亿万观众聆听到这穿越600年的钟声。
当新年第一拨祈福的人们走出大钟寺，汇入城市的高楼与喧嚣，耳畔仿佛仍回响着悠扬的钟声。大钟寺的每一口古钟，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们不仅记录着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音乐艺术的演变，更承载着国人对国泰民安的永恒期盼。
如今，大钟寺这座独一无二的古钟博物馆，就像一位沉默的史官，用一口口历经沧桑的古钟，诉说着中国几千年钟铃文明的故事，也让那些穿越时空的钟鸣，成为文明传承中最动人的旋律，在岁月长河中永远回荡。
鼓声钟韵叩响600年时间
在北京中轴线北端，古韵悠扬的鼓楼与钟楼一前一后，端然稳坐，遥相呼应。这两座矗立了六个世纪的建筑，早已不是单纯的报时工具，它们是嵌在京城血脉里的计时器，更是古代匠人智慧与勇气的活化石。
钟楼之上，悬挂着一口铜铸大钟。实际上，先铸的一口是铁制的，后铸的一口是铜制的，这两口大钟均为明永乐年间铸造，共同见证明代铸钟技艺的巅峰。铁钟高4.2米，重25吨，曾一度挂在钟楼上，因铁钟声音不够洪亮，被置换下来后存放于钟楼湾西侧的钟库胡同。1983年10月，鼓楼准备修缮时，将铁钟移至大钟寺博物馆展出。
现如今悬挂于钟楼的铜钟高5.55米，重63吨，是目前全国最重的城市报时钟。史料记载，它是朱棣迁都北京后，为彰显皇权、安定民心而下令铸造的。在没有现代化起重设备的明代，匠人是如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工匠们先在地上挖出深坑，用砖石砌成与钟体形状相符的内模，再在外围铺设陶范，将熔化的青铜液沿着沟槽缓缓注入。铜水冷却凝固的过程中，匠人需日夜值守，调节温度，稍有不慎，整口钟便会成为废铜。更精妙的是，大钟采用了“泥范铸造法”，钟壁厚度从顶部到底部逐渐变厚，这种不均匀的厚度设计，让钟声浑厚绵长，能传至数十里外。
古代报时，钟声响起时，鼓楼的更鼓便会应和。据《大清会典》记载：“神武门外钟鼓楼，设更鼓晨钟，每夜派校尉承值。”鼓楼南坡道两侧各有三间值房，过去是銮仪卫校尉的“值更”休息室。古代把每夜划为五更，每到定更、亮更，皆先击鼓后撞钟，二至四更，则只撞钟不击鼓。而鼓之击法“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相传至今，如此反复两遍，共计108响。
鼓楼内原有二十四面更鼓，象征二十四节气，如今留存的鼓为后世仿制。为让人们体验古老的报时仪式，每天按不同时间点，身着传统服饰的鼓手会敲响巨鼓，鼓声雄浑，震颤人心。这鼓声里，藏着古代京城的作息节律——古人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对应一种动物，鼓楼的更夫便会根据时辰敲鼓报时，“晨钟暮鼓”的说法，便由此而来。明清时期，鼓楼的更鼓声是京城百姓的“生物钟”，鼓声响起，城门启闭，集市开张，街巷里的烟火气便随着鼓声渐次升腾。
钟与鼓，一铜一木，一刚一柔，在岁月长河里合奏出京城的晨昏韵律。永乐大钟的铸造，不仅考验着匠人的技艺，更彰显着一个王朝的气魄。鼓楼的更鼓，更像是民间的使者，它不似钟声那般威严，却用沉稳的节奏，安抚着市井百姓的生活。
600年时光流转，钟鼓楼的报时功能早已被钟表取代，但它们从未被遗忘。如今，钟鼓楼广场成了游客打卡的胜地，也是老北京人休闲的去处。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年轻人举着相机打卡、直播，外国游客也被鼓声钟韵吸引，融进人群之间踢毽子、聊家常。
古老的钟鼓楼，它见证过王朝更迭，经历过战火硝烟，始终以从容的姿态，伫立在中轴线的北端，叩响属于北京的时间回声。
卢沟桥的光影 宛平城的年轮
月光像一层薄纱，漫过卢沟桥的石狮，将桥栏上的纹路晕染得温和平静。这如水的月光，照过八百多年的晨昏。
金大定二十九年，卢沟桥破土动工，彼时的永定河还叫卢沟河，奔腾咆哮，水势汹汹，阻隔南北。造桥的工匠们，凿石为基，垒石为拱，一锤一凿，将一块块花岗岩拼接成横跨河面的长虹。至明昌三年，这座全长266.5米的联拱石桥落成，初名“广利桥”，却因卢沟河的名字，被百姓唤作卢沟桥，一叫就是800年。
桥身的石狮，是卢沟桥的魂，民间早有“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俗语。上世纪60年代，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曾对卢沟桥的石狮进行清点，统计结果是485尊，它们蹲踞在栏杆望柱之上，大狮威风凛凛，小狮或依偎在母狮怀中，或攀附在狮身之上，嬉戏打闹，神态各异，无一雷同。随着岁月流逝，石狮有的风化损毁，有的被人为破坏，因此进行过修缮增补，如今，新旧石狮错落相依，数目是501个，时光的痕迹便藏在这石狮的眉眼之间。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于1271年随同他的父亲和叔父，来到当时的大都城，游历至此，惊叹卢沟桥的壮丽，在游记中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颇壮观也”。卢沟桥的美名，自此远播海外。
桥的尽头，是宛平城。这座建于明崇祯十三年的小城，本是为拱卫京师、守护卢沟桥而建，初名“拱极城”。城方三里，高两丈有余，设东西两座城门，东曰“顺治门”，西曰“永昌门”（清代改名为“威严门”）。城池虽小，却固若金汤，城墙由砖石砌成，马道、垛口、瓮城一应俱全，是明清两代守卫京西的军事重镇，民国时改称“宛平城”。
历史的风云，曾在卢沟桥与宛平城之间激荡，也刻在中国人民的心底。1937年7月7日，月光映照的卢沟桥被枪声划破宁静。宛平城的城墙上，留下当时炮火激战的印记。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这座石桥，这座小城，自此成为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象征。
如今，硝烟散尽，月光如水，卢沟桥的桥身、宛平城的城墙更显厚重。城里的街道，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路边商铺里透着老北京的烟火气。800多年来，卢沟桥的月光，照过金戈铁马，照过商贾往来，照过烽火岁月，也照着如今的太平盛世。
站在卢沟桥的中央，触摸栏板望柱上的石狮，仿佛能触到历史的脉搏。那些刻在砖石上的故事，那些藏在月光里的记忆，都化作了新一年的底气与希望。愿这卢沟桥的月光，岁岁年年，照亮人间烟火；愿这宛平城的年轮，生生不息，刻画新的华章。
供图/凤楠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 周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