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自有此书，而吾国内情，向之闭关自守、不以示人者，至此乃尽为英人所烛。彼其尺进寸益，穷日之力，合有形无形以谋我者，未始非此书为其先导也。”1917年，刘半农先生在他翻译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序言中，这样写道。

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书问世前，国人很少注意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特使马戛尔尼访华一事，而清政府竟因跪拜这样的小问题，错过了历史机遇。本书问世后，“马戛尔尼来访”被国人视为“东西方大分流”的标志性事件。

刘半农称，本书是马戛尔尼亲自写的访华日记，注释甚详。书中两点令人惊叹：一是清政府的愚昧，对近代科技发展视而不见；另一是马戛尔尼的观察与评论，准确揭出清政府的问题，且成功预言了后来的历史走向。

上世纪80年代，本书再度翻红，又出数版，被赞为：“忠实原作，能够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和意境。”少有人问：事实真的如此吗？学者张祥权在《档案热病视角下“历史的文本”翻译研究——以刘半农〈乾隆英使觐见记〉为例》道出真相，此前学者刘黎等也多次撰文提出质疑。

体现出强烈的“警世图强的实用理性”

翻译本书时，刘半农正在翻译风格的过渡期。即刘黎引述：刘半农在1914年、1915年“仍因袭清末的旧习，多用意译”，1917年后始“探索直译”，而本书译于1916年。此时刘半农也在他的人生过渡期——此前与鸳鸯蝴蝶派文人交好，据《天风报》1936年11月11日《记刘半农》一文称：“他在中华书局月薪只有五十元，因为业绩不振，成员减薪，他就辞职离去。接着得到陈独秀的提携，开始在《新青年》上写稿，由是步步青云。”所以翻译本书时，刘半农体现出强烈的“警世图强的实用理性”。

《乾隆英使觐见记》的硬伤较多。

首先，版本选择不佳。马戛尔尼生前拒绝出版个人日记，1854年，他的后人将手稿卖出，几经易手，至今未正式出版。马戛尔尼养女的曾孙的妹妹罗宾斯于1908年，给马戛尔尼写了一本传记，摘录了部分日记，包括访华日记，有学者指出，这部分摘录比原文短了1/3。

其次，将部分原文改成对话体，即张祥权指出的“破坏这本档案的‘主观’色彩”。

其三，根据原意，猜想了一些情节。比如马戛尔尼认为当时华人喜欢英造刀片，以二刀赠“樊大人”（陪同使团的天津官员王文雄，刘半农误译），猜想他会喜欢，刘半农却译成：“樊大人大喜过望，言：得此二刀，感谢之心乃倍蓰于他物之百倍其值者。”

其四，凡是刘半农认为与主题无关、趣味性不强的部分，统统被删去。

其五，把自己的评论直接放入译文中，替马戛尔尼立言，有些评论甚至与原文意思相反。

比如马戛尔尼提到见了清朝一文一武两名官员，刘半农直接加了一句“华人重文轻武”。

再如中国领航员操作不当，致马戛尔尼的船抛锚，刘半农加入反思：“以本国一重要海岸之词，此辈犹不能记忆无误。则其航海之知识，已概可想见。”

刘半农会直接篡改马戛尔尼的原意。马戛尔尼经过一桥时，赞其精美，刘半农却添入“即此一桥之费，亦已甚可观矣”。

刘半农视下层民众为希望，竟凭空让马戛尔尼赞美：“务使物力不复能与人力敌，乃且呼且笑，升物疾行，若自忘其为苦力也者。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诚令人艳羡不置也。”

马戛尔尼向中国官员展示英国火炮时，被“不屑一顾”，甚觉脸红，刘半农却改成批评中国官员麻木无知，“对火炮轰击力的茫然”。

经刘半农改造后，马戛尔尼称赞中医强于西医（刘半农信中医），批评中国民智未开，揭露满汉官员间的倾轧，还发现中国的希望在劳动者身上……而这些都是马戛尔尼做梦也未曾想到过的。

经此处理后，历史立刻变得生动、有逻辑、故事性强、黑白分明了，为后来诸多“自虐式反省”打开方便之门。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太懂历史的读者，也会兴奋地发现，乾隆皇帝竟比自己还蠢，为了微不足道的面子，不惜赔上国运。

乾隆拒斥马戛尔尼 不是因跪拜礼

其实，美国学者欧立德在《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中已指出，乾隆拒斥马戛尔尼，不是因跪拜礼，而是得到确切信息，知此前廓尔喀入侵西藏战争中（1788—1792年），指挥官是英国人。清军指挥官福康安见过马戛尔尼，马戛尔尼邀他检阅英军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不信任英国人，予以拒绝。马戛尔尼认为福康安还算礼貌，经刘半农翻译，成了福康安像所有清廷高官一样，愚昧、自大、不愿了解新科技。

在《乾隆英使觐见记》的加持下，“马戛尔尼来访”被污名化为一出闹剧，但据美国学者沈爱娣的《翻译的危险》（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7月），这本是一次成功的接触，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但马戛尔尼回国后，才发现他的政敌把此次出访形容为惨败，英国政府不打算再谈了。

至于乾隆发出的那个傲慢的“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不需蛮夷之物”的诏书，是因马戛尔尼突然提了6个要求，翻译李自标又私自加了一条，要清政府“开放传教”，惹怒了乾隆。马戛尔尼不知李自标的小动作，但猜到会被驳回，他没在意诏书中的语气。

好看的历史往往和真相有距离，刘半农的主观意愿是高尚的，但为传己意不惜拿捏真相、挤压读者判断空间，值得商榷。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乾隆英使觐见记》全是错误，其中还有很多内容真实，引人深思。

本书1916年首版罕见，品相好的市场价曾喊到800元；1917年版略常见，价约400元。本书曾被视为信史，被多部学术著作引用。一本书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甚至影响一个时代，已堪称奇书。

文/唐山

编辑/ 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