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讲到范仲淹好友滕宗谅被检控滥用“公用钱”。这个“公用钱”究竟是什么东东呢？一些观众不明就里。

范仲淹解释过公用钱的性质：“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 换成现在的说法，公用钱就相当于台湾地区实行的“特别费”，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如宋真宗年间，朝廷拨给广州的公用钱为“五十万”钱（500贯）。公用钱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 ，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公用钱有时也被写成“公使钱”。但是，在宋代，“公用钱”与“公使钱”实际上是两回事，只不过常常被人混淆了。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公使钱）不隶州府，（长官）自以亲吏领之，岁杪上计则入其余” 。

今日台湾地区的“特别费”，其实也是分为两块：其中二分之一需要用票据报销，并接受审查，类似于宋代的公用钱；另外二分之一则由行政长官按月签字领取，自由支配，无须记账、结算，类似于宋代的公使钱。你应该记得，2007年，马英九曾被检察官控以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涉嫌贪污“特别费”。但法官最后裁定，行政长官签字领取的那一半“特别费”，为“法定薪资外之实质补贴”，马英九不存在贪污“特别费”的行为。

时光倒流回到一千年前，滕宗谅面临的指控，跟马英九差不多。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先说明：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这是跟马英九的情况又不一样的地方。

我并不相信滕宗谅是一名贪官，私吞了公用钱。滕宗谅并不贪财，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之前他知湖州，“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通判、僚吏都认为滕宗谅从中捞足了油水，因此滕宗谅离任审计时，不肯给他签字，还是大学者、新任知州胡宿出来为滕宗谅证明清白。滕宗谅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 ，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应该都用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而非入了他私囊。但说他“枉费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因为滥用公用钱，滕宗谅被贬到岳州。北宋时，岳州（今湖南岳阳）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类似“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法，滕宗谅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自入者亦不鲜焉”，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

滕宗谅显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操守也不必怀疑，但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也是一个藐视制度的人。一些人很欣赏他，如范仲淹、欧阳修；另一些人则很看不惯他，如杜衍、王拱辰。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

编辑/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