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是仪仗 一千年后是邻居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原创新闻 2026-11-23 07:00

10月底的豫中,田野是浅浅的褐色。10月31日,车从郑州出发,一路向西南,两个多小时后,窗外的浅山多了起来,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到了。村口是寻常民房,坡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展示馆与宝丰汝窑博物馆相邻而立,秋阳照着灰白的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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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团成员在永昭陵鹊台前合影

北京青年报“青睐”寻访团联合河南文艺出版社的这趟中原之行,就从这片出产过天青釉的黄土坡开始。三天里,一行人走过宝丰清凉寺、郏(jiá)县三苏园、巩义石窟寺、北宋皇陵和洛阳龙门石窟。除了龙门,其余几处都不算热闹的景点,甚至可以说门可罗雀,有的就在村边,有的就在田地里。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史书反复提及的年份——北魏、盛唐、北宋——才不再是纸上的词。它们是脚下的土,是手边的石,是站在田埂上就能看见的一段仪仗。

宝丰问釉

天青色是从无数道工序里筛出来的

“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这句在收藏界传了很久的老话,直到双脚踩在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上,才真正了解其分量。

汝窑,是专为宫廷烧造青瓷的窑场,位列“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首,素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说。

走入遗址展示馆,玻璃步道之下便是北宋汝官窑的中心烧造区,这片曾压在四户民居之下的土地完整铺展着当年汝窑生产的整套遗存:二十座马蹄形窑炉依地势呈扇形排布,三座作坊基址、澄泥池、过滤沉泥槽、水井、灰坑和成排的储料陶瓮错落分布,地层叠压痕迹一目了然。

隔着防护玻璃,在土色深浅不一的遗迹里,还能辨识出当年淘洗瓷土、沉淀釉料、排水排污的沟槽。地面随处可见散落的汝瓷碎件,不少瓷片堆积层厚达十余厘米,是当年筛选后不合格的御用瓷就地掩埋的废品坑。这也是汝瓷传世“不足百件”的另一半原因。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句话,讲的不只是颜色,还有运气。

灰突突的遗址并不“好看”,却比任何一件传世汝瓷都更直白:天青色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从无数道工序里筛出来的。工匠取水、练泥、拉坯、入窑、开窑的工序,都凝固在这片原生遗址之上,也是考古工作者确认汝官窑窑址的核心证据地。

汝窑之所以被推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工艺上有几处硬功夫:施釉前先素烧一次,上釉后再釉烧一次,即所谓“两次烧成”;釉料中要掺玛瑙末——南宋周煇《清波杂志》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是这类器物身价最高的直接文献证据;装烧时器物通体满釉,只能靠几枚细小支钉托住,出窑后留下“芝麻钉”般的支烧痕。香灰胎、蟹爪纹、蝉翼开片、雨过天青——所有至今仍被反复提及的名词,背后都对应一道具体的、极易失败的工序。

从遗址馆里出来,旁边紧挨着就是宝丰汝窑博物馆。来到二层,“青睐”寻访团被“圈粉”无数的几件镇馆之宝深深吸引:天青釉器盖、茶盏与盏托组成的三件套,在传世汝瓷中没有第二例;口径超过三十厘米的龙纹瓷钵,直接打破了“汝窑无大器”的旧说。还有一件没有上釉的素烧出戟瓶,仿的是青铜器造型。据讲解员介绍,遗址里出土了大量这类二次素烧器,它们究竟是试烧品、半成品,还是本就不必上釉的替代器,学界至今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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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应天门

郏县访苏

一个漂泊家族为自己选定的最后一个坐标

如果说汝窑回答的是“宋人能把一件器物做到多好”,那么郏县三苏园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漂泊了一生的人,最后愿意把自己交给哪一片土地。

从宝丰往东北四十多公里,就来到了此次寻访的第二站——位于郏县苏坟寺村的三苏园。沿园内中轴线前行,过了刻有“青山玉瘗”的红石牌坊,便是墓园,三座坟冢顺着地势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布,墓周古柏苍劲,不少枝干朝向西南眉山方向,也就是当地所称的思乡柏。整个园区还包含广庆寺、三苏祠、东坡碑林、三苏纪念馆以及苏仲南夫妇墓等遗存,祠内保留有全国仅存的一处元代三苏泥塑。更少见的是“寺祠合一”的格局——前寺后祠,钟磬与香火同在一院。

据三苏园的工作人员介绍,“青山玉瘗”的“瘗”字读yì,意为埋葬,他们郏县人另有一种拆字讲法:病字旁、郏字半边、下面一个土字,合起来便是“病逝于郏县,葬于郏县土地上”。

很多人误以为苏轼葬在眉山或常州,目前三苏园的全国知名度仍较低,甚至不少人会把“郏县”误读为“陕县”。为什么是郏县?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苏轼爱此地山水类于故乡。三苏园在郏县城西北二十余公里的小峨眉山下。小峨眉山背靠嵩岳,面临汝水,山形水势与眉山有相似处,苏轼途经此地时萌生了“终焉之志”。另一种说法来自苏轼自己的文字,他曾在给苏辙的信中明确交代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从现实情况看,苏氏兄弟晚年遇赦北归,却贫病交加;眉山远在千里之外,无论溯长江过三峡,还是越秦岭走蜀道,都不是一副灵柩能轻易走完的路。郏县“土厚且坚”,子孙后代散居汝州、许昌一带也便于祭扫。此外,研究者还提出,二苏葬郏或有“以汴京东近,表恋阙之微诚”之意。几重因素叠在一起,郏县就不再是一个偶然的地理选择,而是一个漂泊家族在乱世之前为自己选定的最后一个坐标。

知道“青睐”团员们很多都是资深“苏粉”,河南文艺出版社特意为大家带了近期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以画意为线的《水墨东坡》,一本《苏东坡的人生地理》写郏县三苏园的一章,恰好落在本次寻访的现场,园子不在名山大川之上,岗地平缓,柏树深密,是中原无数道普通岗地中的一道,却因为两个人的选择而被记住了九百年。

三苏园的压轴安排,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早为“青睐”寻访团做的专场讲座。杨早和大家分享了近期去乐山调研的最新体会,他认为,北宋是与辽、金、西夏、大理、吐蕃并列的多政权并存王朝,四川、福建、高邮等地均属于北宋边地,苏轼正是从边地向京城中心流动的人才代表。大量边缘省份的才子进入朝堂,逐渐成为王朝统治的核心支柱。

同时,苏轼一生几经贬谪,宋代贬官制度虽让官员远离政治中心,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原礼仪、生产技术向边地扩散,苏轼在密州、杭州、惠州、儋州等地留下的诸多遗迹,正是当地民众纪念其传播文明的佐证。“我们现在纪念苏东坡,不要仅仅看他的那些自述,比如说他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是个有趣的人,也要看到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宋代官员,实际上是走过一个这样的路:一是从边缘地区往中心移动,成为王朝的支柱;二是从中心地区往边缘移动,带去了大批的中央文化。用这个角度来审视的话,可能苏东坡那个时代才会更加清楚一些。”

讲座持续了一个小时,“青睐”团员们围坐提问,问题从“苏轼的性格与仕途特质”延伸到“王安石变法的后世争议”。杨早的讲述并不急着给结论,更像是在提醒大家:苏轼不是一块碑,他是一个被历史、地方和后来者不断重新理解的人。讲座结束时,雨也停了,接近闭园,园内安安静静,松柏翠绿,更添肃穆。那一刻忽然觉得,“此心安处是吾乡”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一个人在漫长岁月之后替自己找到的最后一块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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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

巩义观刻

帝后礼佛图边 普通人的心愿也值得被记录

第二天的行程从巩义石窟寺开始。在中国石窟史上,巩义石窟的位置有些特殊:它开凿于北魏晚期,略晚于云冈而早于龙门,处在云冈的雄浑与龙门的圆熟之间,是从北朝向唐代过渡的一个关键环节。

石窟现存五座主要洞窟,规模不大,最著名的是窟内壁面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帝王与后妃各率仪仗,侍从执伞执扇,衣冠服饰、行列次序都刻得清清楚楚。它是北魏晚期“礼佛”场面的实录,也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帝后礼佛图。之所以说“最完整”,是因为同类题材在龙门被凿走了——这一点留到第五站再说。另一处被称为“最美飞天”的浮雕,乐伎身姿横斜、吴带当风,手持笙、箫、排箫、箜篌,是北魏乐舞刻石的上品。

现场有两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一个是入口处那些民间所刻的佛像和文字,造像简单,字迹粗拙,刻痕很浅,有的只能辨出一个姓氏或“平安”二字,和窟内皇家工程的精美不在同一个尺度上。几位“青睐”会员拍了一张又一张,说想看看千百年前一个普通人的愿望长什么样。官家开窟造像为的是江山和来世,普通人在崖壁上刻一个小龛、写几行字,求的往往就是家里人平安、孩子好养。千百年前的愿望,和今天没有太大分别。

另一个是讲解员用冷光灯照射壁面,侧光一来,浅浮雕的衣褶、飞天手里的排箫、供养人残存的眉目,全都从石头上“站”了起来。所有人一边听一边匆匆按快门,但光移过去,就又暗了,很多细微的衣纹和题字来不及逐一记录,照片拍回去也未必看得清。但这种“来不及”,本身也是寻访令人难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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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石窟寺内的石雕

宋陵读石

石像的百年离散与“身后乾坤”

下午驱车驶向位于巩义的北宋皇陵。此行请到的讲解者是当地文史学者、《寻迹宋陵》作者曹淼。他告诉“青睐”团员们,最近来宋陵的游客明显比以前多了一些。10月28日,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向中国返还了两件北宋皇陵流失文物,一件是永昌陵的文官像头部,一件是永裕陵的武官像头部。我们到达巩义的时候,这两件石首刚刚回到故土不久。曹淼说,石像的头和身子分开了近40年,现在头回来了,接下来要考虑的不是简单地安回去,而是如何在不破坏原有文物的同时最大限度保存并还原文物的完整风貌。

宋陵位于巩义市嵩山北麓与洛河之间的丘陵和平地上,东西绵延约15公里,南北约10公里。北宋九帝,除徽宗、钦宗被掳北去、囚死漠北,其余七帝皆葬于此,加上追封宣祖的赵弘殷永安陵,合称“七帝八陵”。因时间关系,寻访团重点看了永昭陵。这是宋仁宗赵祯的陵墓,也是唯一一处按史志记载、参照宋代营造方式重新复原的北宋皇陵。曹淼带领“青睐”团员自南向北,一处一处讲:最南是鹊台,一对双阙,是进入陵区的第一道门;往北是乳台,作“三出阙”,向外伸出三层台阶,是帝王专属的最高等级建筑形制;再往北,神道两侧石像生相对而立;神道尽头是南神门,门内是陵台。

石像生是宋陵的精华。帝陵一套六十件,皇后陵减为三十件,由南向北依次为望柱、象与驯象人、瑞禽石屏、甪端、马与控马官、虎、羊、客使、武官、文官、门狮;门内还有宫人、上马石、守门武士。曹淼特别点出两组容易被忽略的题材。一组是“客使”像:神道石列中有一群手捧贡物、装束各异的异域使臣,是北宋与周边政权往来关系被刻进陵寝的实物;另一组是“瑞禽”——一匹卧姿带翼、回首长鸣的马形神兽,是宋陵最有辨识度,也最见想象力的石刻样式,汉唐陵前少见这样处理。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也刻在石头上——文官站的位置离陵台更近,武官在外。

走到石像生跟前,曹淼让大家绕到背面去。“大多数人都是看一眼正面就走。”他说,“其实转过身去,别有乾坤。”果然,正面是仪仗:执笏、拄剑、垂裳,一丝不苟;背面却是另一番精细——袍服的开衩、腰间的绶带、鞍具的系结、云纹的回旋,都在背后。

在永昭陵西门,一对石狮子蹲坐千年。有读者问:北京的石狮子分公母,一个踩绣球,一个抚幼狮,北宋的石狮也这样分吗?

曹淼的回答干脆:没有,那套“公踩球、母抚仔”的区分,更多是明清以后民间的说法,带着故事的成分,无所谓对错。他在《寻迹宋陵》里作过一个推测:卷毛者为公,披发者为母。推测而已,但至少说明,宋人雕狮子,讲究的是气势与章法,不是一对一的符号。

宋陵最动人的地方,不在石刻的工,而在石与人的关系。整个陵区分布着超过一千尊石像生。这些石像从北宋时期就立在这里,近千年来,它们没有被搬进宫殿,也没有被关进博物馆。神道两侧就是农田,春天种小麦,夏天种向日葵,秋天收玉米。一千年前是仪仗,一千年后是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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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厚陵遗址公园,石像生静静伫立

龙门回望

两座石窟的承与继

最后一天去了此行唯一的大众热门景点——龙门石窟。虽是淡季,人流量依然不小。有读者把巩义和龙门连起来问:两处的造像是什么关系?讲解员告诉大家,把龙门石窟放在巩义石窟之后看,有一条清晰的线索浮出来:巩义处在云冈与龙门之间的过渡带上,造像从北魏早期的雄健走向汉化之后的圆润,而龙门则将这条线推到了唐代的饱满与恢宏。看过巩义那些尚未完全褪去“胡貌”的佛像,再站到卢舍那大佛脚下,北魏与唐之间的距离,就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朝代年表,而是一刀一凿可以丈量的风格演变。

最有力的证据是那两幅《帝后礼佛图》。龙门的宾阳中洞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营建的洞窟,永平元年(508年)开工,历时二十余年;洞内东西两壁的帝后礼佛图,本是北魏宫廷仪仗的图像范本,却在20世纪30年代被盗凿,碎片辗转流出国外,如今分藏于美国两家博物馆,原壁上只留下凿痕。而巩义石窟第一窟的帝后礼佛图因年代、位置与洞形相对隐蔽而幸存,构图、行列、职官配置与龙门一类相承。两处石窟,一失一存,合起来才是一份完整的北魏礼佛图。

看完大佛,过伊河,从东岸回望。西山像一堵被凿空的墙,人做的佛,山做的龛,河在中间流了一千多年。

三天的行程,可谓十分丰富:从宝丰的窑址,到郏县的柏林;从巩义的石窟,到田地里的石像;最后是龙门的崖壁。它们不属同一朝代,也不属同一类遗产。但走到最后会发现,它们讲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时代如何把自己的信仰、制度、审美与手艺,一层一层地放进土地里。

天青釉是宋人的审美,三苏坟是宋人的情义,宋陵石像生是宋人的礼制,巩义与龙门的造像则是更早一代人关于信仰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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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河南寻访之旅,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个孩子的笑脸。在郏县三苏园,摆渡车开动的时候,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一路小跑追着车,只为多听一会儿我们的讲解。他从漯河来,是苏轼的小粉丝。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苏轼,他喘着气说:“因为我觉得苏轼很有文人风采。”他可能讲不清“乌台诗案”,也说不全“唐宋八大家”,但他知道有一个写诗的人叫苏轼,很值得追着车跑一段。九百年过去,文脉原来不是刻在碑上,是长在孩子心里的。

同一天傍晚,永厚陵遗址公园。夕阳把鹊台遗址的小土堆照成暖黄色,几个孩子在土堆旁玩泥巴,手上、脸上都是土。一千年前,这一带是“皇家禁地”;一千年后,地面上的威仪也只剩下几座夯土包。帝王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坐在台阶上放眼望去,历史和现实仿佛接通了,我突然想到了四个字:珍惜当下。

也许,这便是此次河南寻访除了观览古迹、追索文脉,于我而言最真切的收获。

摄影/“青睐”会员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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