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李冰笔名淡巴菰，是来自烟草的外文音译。她不吸烟，但偏爱烟丝苦涩微甜的气息，也喜欢这三个字凑在一起的别致音韵。“她走过千山万水，她写下万语千言。”这是她散文集《总有个地方现在是5点钟》的责编对她人生与写作的概括。
我们的访谈流畅而自然，虽是首次见面却像老友重逢，闲聊般尽情尽兴。短发，廓形大衣，黑色贝雷帽，她步履和语速一样轻快，目光清澈坦荡，仿佛有种即使上过当仍愿意相信人的执拗。河北小村、江南小镇、华北古城、沿海特区、帝都北京、大洋彼岸，淡巴菰的来路像一个传奇，激发着我的好奇心，我似乎看到她人生的许多条岔路和它们驮载的故事。“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确实可以拍一部电影了。”我这位曾经的同行笑道。从记者到专业作家，孤独、感动、温暖、偶遇，都被她化成文章。她不仅早把写作当习惯，聊起天来也鲜活动人。起身离开时，冬天的阳光增了暖意，我心里热乎乎的，因为阳光，也因为刚刚听来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此我省去提问，仅把她的回答和自述记录下来，就足够精彩。
淡巴菰 本名李冰，曾为媒体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专业作家。《上海文学》《山花》专栏作家。已出版散文集《总有个地方现在是5点钟》《下次你路过》《那时候，彼埃尔还活着》，非虚构作品《他们相信，中国人比哥伦布先到》、“洛杉矶三部曲”（《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在洛杉矶等一场雨》《逃离洛杉矶，2020》），长篇小说《写给玄奘的情书》等多部作品，与25位名家对话集《我记得你眼里的光芒》将于近日面世。
童年 是和孤独绑在一起的
我的写作其实都是生命经历带给我的副产品，因为我从未想过当个专业作家。
没错，性格即命运。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是和孤独绑在一起的，我本质上是个内向的人。
我有个父爱缺失的童年。父亲在南方的部队，母亲常带着弟弟去探亲，我跟着爷爷奶奶在河北小村里长大。我像墙角那株枣树上暮春才挤出的芽苞，孤独静默中似乎又心存某种期待。“这世界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吗？”没人给我答案，我就总在想这个问题。
一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出童年，这话我深信不疑。幸亏我上小学识字了。奶奶是妇联会主任，经常走家串户，我像个小尾巴跟着。大人们聊他们的，我眼睛总能寻到有字的东西，小人书、学生课本、缺了页的小说，糊在顶棚或墙上甚至窗户上的旧报纸，我都读。那些文字似乎可以充饥。
10岁我去投奔父母，距军营两公里有个叫来凤的古镇，我成了五年级插班生。说一口很乡土的河北话，穿着母亲为我新做的衣裤，在农村孩子眼中显得特别扎眼。尤其那双看得到毛孔的猪皮鞋，更让我成了笑料，为了防止磨损，母亲让鞋匠在鞋底打了铁掌，走起路来“咯咯”脆响。班里有一个女生头儿，嘴角长着一颗痦子，她公开让所有同学孤立我，放学排队、做值日倒垃圾、吃午饭，我都形单影只。找不到垃圾场，问路，我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的回答，我也不知所云，只好跟着别的班同学走。“想看电影《跟踪追击》吗？快来看……”面对羞辱，我能做的只是涨着红脸躲在角落抹泪。
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坐在那青砖平房外的小方凳上写作业，看到夕阳照在军营的橘园里，青橘子挂在树上，无辜又坦然，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我的生活还不如它们快乐！
细心的父亲发现了我的不对劲。“没事儿，我明天带你去找校长。”当时不过30多岁的父亲英俊、好脾气，从事宣传工作的他曾上过老山前线，他相册里珍藏着一张彝族小姑娘正在缝衣服的照片，那是驻守云南时拍到的，只因为她“长得像我女儿”。那位慈祥的老校长姓欧阳，当时已经身患癌症。他特意和我的班主任沟通，开班会强调团结友爱，我才算勉强把那段日子熬了过去。
当时唯一的好处是可读的书多了。父亲看的《解放军文艺》《昆仑》《七侠五义》《徐悲鸿的一生》《静静的顿河》最让我印象深刻。相比于同学们传看的《少年文艺》《故事会》，我更喜欢看这些看不太懂的文字，当然，懵懂中很好奇和向往其中的爱情描写。孤独的心开始期待有个人能出现，温柔地呵护我，而不是我的父亲。
李冰与虹影（右）
苦痛 貌似伤疤实则珍珠
记忆中，那个南方小镇与故乡比，是润湿、富庶的。水田边低矮的桑树一到春天就结满宝石般的桑葚，我边吃边往衣袋里塞给弟弟带回家，衣襟上染的紫色再也洗不掉。去学校的公路边有个陡坡，坡地一侧翠竹掩映着农户和一座残败古寺。寺墙边几丛老玫瑰盛放时，走路经过都闻到香气。我偶尔捡到几片厚厚的丝绒般花瓣，边闻边带回家夹在书里。
冬天打着手电筒去上学，路上听到农民拉着载满甘蔗的板车沉重又快速地滑过，听得到甘蔗划蹭公路路面的声音。快到学校时店铺多起来，餐馆为主，家家悬挂着比我手臂还长的鱼，地上阴沟边一摊摊暗红血迹，蹲着熟练划黄鳝的小伙偶尔抬起头，让热腾腾的灶边举着长箸煮面的妇女给“来一碗豌杂（小面），多加海椒！”每逢集日，三乡五里的人热闹地来镇上赶场，我只追着挑担卖麻糖的老婆婆，五分钱，用小锤敲一小坨黄而黏的红薯糖，苦味的生活里有了一丝味蕾上的甘甜。
后来我明白，那些孤立无援的日子，其实在悄悄喂养日后的写作。孤独让人敏感，敏感让人看见。
30岁时，我辞职先去深圳后成北漂，从“手递手”上找工作，挤公交倒地铁疲于奔命，感觉如盲龟浮木，身心困顿。“所有的苦难，一旦你把它写下来，就化成了财富。”剧作家邹静之这句智慧的话被我听进去了。辞职在家写了半年，《项链之痒》发在《江南》头条，后被《小说月报》选载。小说家陈建功建议我拓展成长篇，于是有了《写给玄奘的情书》。当童年经历淋漓尽致地用在了主人公身上，我对那些苦痛忽然无比感激——原来它们貌似伤疤，实则珍珠。
前年中元节，我在京郊给故去的亲人烧纸——与癌症抗争了八年的父亲早在10年前就离开了我们。默念着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我写了散文《夜焚者》，发表在《笔会》后我转给弟弟雁南看。半夜，他回：“晚上不忍读，心里特别难受。”
怎么也想不到，再一个中元节，我唯一的手足也因心梗离去了，沉睡在距父亲不远的地方。我和弟弟阴阳两隔却又形影不离，相伴50载，我从没意识到他和我如此亲密。散文《携雁南飞跃龙门》是我最艰难的文字，被死亡缠缚的我多么想忘记他片刻！可我必须在纸上跟他说话。说出来，写下来，真算完成迫不得已的送别。
李冰与周汝昌
李冰与余光中
李冰与陈忠实
安稳 是过早看到终点站景观
虽然自小嗜读，我的理想却很现实：先想当幼儿园老师，后想当新闻主播。高考阴差阳错，被分到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进报社做副刊编辑，日子安稳规律。可看到老同事一张报一杯茶的日常，我突然心生恐惧——这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分明是生命的终点站景观。
刚好有同事闯深圳，我也动了心，应聘去新创刊的都市报做人物情感访谈。“来的路上本来编好了一套谎言，可看到你，不由自主就想说真话。”陌生人的信赖让我意外且感动。大学时室友曾严肃地说：“老五你对谁都真诚，骗子专挑你这样的！”硬币有两面，没想到这特质，成全了我的新闻生涯。
半年后漂到北京，去应聘《北京娱乐信报》文化编辑，在和平门烤鸭店楼上闻着果木香，我成了采编平台上的一员，后来主持名家对话。“你是让我最放松的纸媒记者。”张贤亮说。“喜欢你真挚的为人、生动的文字。”张海迪发邮件。邹静之为对话结集成的书《瞧，这群文化动物》写序：“我只买星期天的报纸，因为上面有李冰的对话。”
我从未深想真诚与写作的关联，直到读木心：“一个好的艺术家，离不开头脑、才能和好心肠。”我相信老实良善做人，即使鼓捣出的东西拙笨，也不至于面目可鄙。
后来采访虹影，她一句“只当记者，多么可惜”再次让我心旌摇荡。35岁那年，我再次辞职，回家专心写小说《项链之痒》——后来的《写给玄奘的情书》。也许因为有冷冰川的墨色板刻插图，还真有不少人买了书，网友留言也颇热闹，有人称女主人公是不安分的罪人，“该在胸前绣上红字，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竟然还离乡背井追求缥缈的爱情与梦想？！”
真做不到只为现实的逻辑活着。就像15年前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建功邀请我去写志愿者题材，奔波了一年，采访出版了对18位各个领域的志愿者的追踪报道，我唯一的获得是一个“志愿者们的志愿者”戏称。
疫情期间，我接到美国作家协会主席道格拉斯·普莱斯顿邀请，去采访一批考古学家、大学教授和业余历史爱好者，他们著书立说、孜孜以求想说明同一个观点——早在哥伦布之前，航海和天文发达的中国人早就到过美洲。我把这个历时三年才完成的《他们相信，中国人比哥伦布先到》拿在手里掂量，与其说是商品，更像一枚刻刀，让世间曾来过的人和事得以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即使是很浅的一笔。
2011年，我已经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被派驻到美国洛杉矶工作，那四年海外经历，再次拓宽了我的人生和写作。
陌生的世界巨浪般打来，我好奇心强，同时不想让那些让我惊讶的瞬间水波样消失，我开始写日记，并给北京晚报写专栏“洛杉矶style”。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的想扎根的留学生、在街头路灯下捧着书读可乐瓶子里插着一枝花的流浪者、自己怎么抱怨都可以但听不得外人说中国一句坏话的新移民……《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在洛杉矶等一场雨》《逃离洛杉矶，2020》，“洛杉矶三部曲”就这样一部部面世了。
写作者如农人耕种，产出的作物需有买主。我一向不擅经营，幸运的是，遇到了两位至今未曾谋面的贵人：《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山花》杂志主编李寂荡。看到我辗转投去的文章，先后分别为我开了专栏“彼岸撷尘”“西游记”。《总有个地方现在是5点钟》就是这些专栏的结集。为什么读者喜欢？我想，大概是因为那些真实的细节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人类不分族裔、性别、年龄，其实人心和人性都是一样的。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我听命于那些温暖了我的记忆》，与其说是写作者，我更感觉自己是一个捡拾柴薪的人，把一路打动我的所遇所闻分享给故乡人听。
写作 是和另一个自己对话
我并不每天一定写日记，但总会抽空记录那些瞬间打动我的事物。如果不写作，我会做个摄影师，我喜欢用拍照的方式，定格生活里的片段。光影、色彩、线条，那些不期然的闯入你眼中心中的画面就像天上的云霞一样让人心动无语，只愿屏息欣赏、小心留存。苏珊·桑塔格说“拍摄什么，就是占有什么”。我特别认同，能发现并占有一个瞬间，留住那一刻的心情和画面，这种愉悦感，就足够。
今年会有两本书出版。一本是《我记得你眼里的光芒》，由三联书店下月推出，集纳了我当年采访过的25位已逝名家的对话。陈忠实、柏杨、余光中、汪国真、麦琪、欧阳中石、史树青、葛存壮……开始我觉得，时过境迁，没有出版的必要。可出版方认为这些对话有当年的语境、当年的文化背景，是不可复制的，有独特的文献和文学价值。我重新整理稿件，再读那些对话，才发现当年那些思想的碰撞、脱口而出的话语，和洛杉矶那些陌生人一样，都是我人生路上偶遇的风景，弥足珍贵。
我在美国期间也走访了许多古迹旧痕，1830年代的旧兵营、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教堂、山顶荒野的原住民遗址……一篇篇游记总随着脚步诞生，这些文字也在结集出版中，书名《半年牛仔和一枚纽扣》，配有许多现场照片。《写出来，才是真到过》，这篇自序也可算是我的创作初衷。
至于有多少人读到，我并不特别在意。我记得陈建功前辈曾跟我提到一个小插曲，一位日本女作家来中国访问，听到别人称她是畅销书作家时，很不以为然地纠正：“我不写畅销书，我的书只适合一部分读者。”我理解、欣赏也甘愿做一个小众写作者。我的电脑里大量文字算不上完整的文章，更不是小说，只是生命里一闪而过的瞬间。至于出版过的文字，无论在当代引起多少关注，我愿意相信在我死后多年，会有人在某个角落不期而遇，会为某一篇某句话或某一个细节打动，产生一点同感、涌出一点温暖。
有中年危机吗？一点也不。那次和诗人大解闲聊代际差异，与富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相比，儿时赤着脚在山野奔跑、吃野菜粗粮长大、后进城受教育享受现代化生活的人，显然有着更丰富多样的人生，“一辈子活成了两辈甚至三辈子”。我不羡慕现在年轻人拥有的物质条件，粗衣蔬食，可悦终生。也不想回到18岁，年轻当然意味着机会，但也意味着选择带来的挣扎与纠结。虽然此刻我仍未做到彻底心如止水、云淡风轻，至少，和年轻时比，更加沉潜从容了许多。
每天读好几种书，最近追剧一样看完了陈冲的《猫鱼》。陈冲出身优渥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名极早，起点比绝大多数人高。可她在美国为生存打拼的经历，情感背叛、种族歧视、活不下去的绝望，她都坦诚地写出来。印象深的一幕是，为了见《纽约的秋天》制片人，她买名牌西装、高跟鞋，把好看的衣服当成铠甲，武装自己的不自信，可就算这样，电影上映后还是恶评如潮，她一度陷入崩溃。我读得惊心：原来每个人都得独自泅渡，而文字是最本能和有效的自救稻草。
其实写作从来不是专业作家的特权，每个人都可以用笔与自己的心对话。写作的第一作用，是和另一个自己对话。纸上的文字是蝉蜕，留住即将或已经消逝的生命的壳。即使肉身已朽，那透明的、薄脆的壳里，仍住着一个曾经的自己——这是我能想到的，对抗遗忘最温柔坚定的方式。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 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