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展期：5月15日—10月7日
地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办的“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分为三大部分，层层递进，讲述了古滇文明融入华夏版图的故事。展出的276套422件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证实了云南从“徼（jiào）外之邦”到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泛舟昆明湖 初识古滇人
乾隆十五年（1750年）农历三月，乾隆皇帝下旨，将扩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时大规模拓挖的山下湖泊命名为昆明湖，此举效仿汉武帝为经略西南在长安城西南开凿昆明池的做法，旨在彰显他与汉武帝一样拥有“拓疆守土、平定四海”的志向。
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记载，汉武帝派使节欲借道古滇国（今云南）前往南亚，但被昆明部落阻挠，汉使被杀。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地区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浸、靡莫等众多大小不一的族群，史籍中统称为“西南夷”。各族群发展程度不一，其中的昆明族（位于滇西）以游牧为主，拥有水域辽阔的滇池，势力强大，经常与周边族群发生战争。
青铜人物形杖首 战国
汉武帝为征讨昆明族，准备模拟滇池水战以操练水军。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在西周灵沼基础上予以扩建，开凿了一处人工湖泊，取名昆明池，其水域面积宽阔，史传周长40里，约332顷，相当于两个半杭州西湖。
史籍说昆明人“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但红土坡墓地一次出土194件杆头饰，大波那遗址出土了铜棺墓，鳌凤山有大型竖穴土坑墓——这分明是有社会组织、有等级分化的定居族群，并非全部是史书里描述的游牧部落状态。“昆明人”后来融入到西南各民族之中。
印与封泥 归融的明证
在昆明人征战的周边敌人中，滇人是老对手。考古发掘证实，《史记》所称的“西南夷”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还要数滇人。战国时期，生活在滇池区域的滇人崛起，建立滇国。
一枚极不起眼的“滇国相印”封泥是展览中的重要文物之一，这是考古发掘的文物中第一次出现“滇国”二字。封泥是2020年在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针对废弃河道的一次清理中发现的。“滇国相印”封泥揭示了“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为天子代置，王国内的事务均由“相”来负责掌管，并督导诸侯王。“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为了解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滇国相印”封泥 西汉
其实，早在1956年，紧邻河泊所遗址的石寨山墓地中就已发现“滇王之印”(展览现场为复制品)。此印为金质，蛇钮，蛇背上饰鳞片纹，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实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汉武帝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历史记载，表明司马迁笔下的“滇国”确实存在过。
同样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墓地的纳贡场面铜贮贝器（贮藏海贝的青铜容器），年代为西汉，原本由上下两鼓组成，但出土时上鼓已残。从保留下来的部分中，可清晰地看到诸多发型、服饰、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牵牛引马，或负物前行，生动地展示了臣服的西南夷族群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纳贡场面贮贝器 西汉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在击灭与滇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部族后，兵临滇池，滇王举国降汉。汉武帝以滇国故地为中心，设立益州郡，下辖二十四县，保留滇王的同时，设“滇国相”“益州太守”等职。东汉阳文篆书“益州太守章”封泥也出自河泊所遗址。益州太守为益州郡最高长官，集财政、司法、军事、人事等多项权力于一身，连接中央与郡内诸县，传达并监督执行中央政令，监管所属各县大小事宜。本展定名为“疆壤益广开郡县”虽取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中“州之疆壤益广”之语，实则以此封泥为根基。
三件文物合称“滇地三印”，展示了中央政府统一西南后在当地建构的三层权力结构。从历史地理与行政制度角度看，两件封泥揭示了汉代郡县垂直管理体系，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而“郡守”与“滇王”印信并存体现了“郡国并行”，是“羁縻政策”的具体说明。两套体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唯有如此，归融之后的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
战国秦汉时期，滇东的滇人在与滇西一带的昆明人征战的过程中，与周围的劳浸、靡莫等族群建立军事联盟。而此时扎根于滇西南的哀牢正繁衍成派系众多的部族群落。由于活动区域多为高山河谷，他们以渔猎、采集、畜牧、农耕为生，纺织业发达。史书记载，哀牢人穿鼻儋耳（扩耳垂使其下垂至肩）、服“贯头衣”（在整块织物中央开孔，从头套入穿着），知“染采文绣”“能织绫锦”。
“滇池以亭行”简牍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借降服滇国之际，顺势在哀牢设置了巂（xī）唐、不韦二县。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永昌郡，才真正将哀牢纳入中原郡县体系。目前考古发现的昌宁大甸山、坟岭岗等数十处青铜时代的墓葬，年代横跨春秋至汉代，是探寻该地区文化最核心的实物遗存，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造型各异的青铜兵器，兼具实战与礼仪功能，主要器物有人面纹铜弯刀、山字格铜剑、柳叶形铜矛、伞形铜钺、靴形铜钺等。
造型独特的西南青铜文明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被称为“青铜时代”的夏、商、西周、春秋至战国早期，是中国青铜文化从诞生、鼎盛到转变的辉煌时期。
云南地区的青铜器既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自成体系。早在约3800年前，剑川海门口遗址（位于云南省大理）已出现了青铜器，至战国时期进入发展高峰。虽然西南各族群的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已形成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部分已具备相对成熟的礼乐制度和较高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其中以滇文化青铜器最为突出。
古滇国境内多沼泽湖泊、森林繁茂，适宜野生动物生存，对可能危及人畜生命的虎、豹及毒蛇、鳄鱼等，人们由畏惧产生乞求、崇拜之情。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并形成多神崇拜。这些都反映在青铜的造型之上。
吊人铜矛 西汉
纵观滇文化青铜器装饰，牛、马、猪、狗、羊、鸡鸭六畜造型仍为主流。其中，牛在青铜器中更是频繁出现，常被应用于各类礼器与配饰之上，直观体现出古滇先民崇牛的文化习俗，可见在古滇社会中，牛既是核心生产力，也是财富、权力的象征，进而成为古滇族群的核心图腾。
铜贮贝器作为古滇国重器，本身代表着一种财富和权力。牛饰在贮贝器中的使用占比高达60%。纵观整个贮贝器的制作情况，器盖上的牛饰从早期的一头到五头，再到中、后期的七头甚至八头，古滇上层社会对牛的推崇显而易见。滇文化在青铜装饰中对牛纹的大量使用，揭示出古滇人以“求真、务实”为基调的社会心理特质和整体审美意趣。
案，是古代人盛放食物的盛具，通常用于祭祀和宴飨场合。牛虎铜案为滇国重器，其用途或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用来盛放祭品的礼器。它造型奇特，构思新颖，既有中原礼器——“铜俎”的特征，又具有北方草原文化中动物搏斗主题的民族风格。虎牛铜案中“虎噬牛”的造型既是现实世界动物间生存关系的真实写照，也蕴含着滇人对于生死的理解——死亡的威胁与新生的希望在这一刻达到了高度的对立统一，生命的新陈代谢与族群的繁衍生息从未停歇。
山字形双钩连旋纹青铜案是哀牢地区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案由案面、支架组成。案面两端宽，中间窄且微凹，四角微上翘，呈弧形。案面下前后两侧连接对称山字形支架，支架间有两横档固定。案面饰12组对称涡纹和云雷纹，四角饰羽纹，边缘饰锯齿纹。
四舞俑铜鼓 西汉
云南各部族的生活中离不开舞蹈，这一特点多在青铜器的造型上体现出来。西汉四舞俑铜鼓出土于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其精美之处在于鼓面边缘插饰有四个身着盛装的舞俑形象，他们向外而立，舞姿、服饰各异。其中二人头梳尖形发髻，腰别短剑，双手横伸上举做舞蹈状；另二人头戴高筒尖顶帽，右手持铃，左手持棒，做伴奏状。四人皆佩戴大耳环和多层项链，内着短袖对襟长衫，外着长披风，双臂饰铜镯，前腹戴圆形扣饰，滇人形象跃然眼前。
纺织场面贮贝器 西汉
滇地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其造型之独特与中原兵器风格差异明显。它们适配于西南地区作战环境，兼顾实用性与装饰性，反映出古滇先民尚武的民风。
经略西南 归融华夏
秦始皇开“五尺道”，首次将云南部分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并尝试推行郡县制。它北起今宜宾市，南抵今云南曲靖，全长2000余里，成为西汉南夷道、唐宋石门道的前身，因路宽五尺，故史称五尺道。
西汉武帝时期，为打通从巴蜀经云贵高原至岭南及印度等地的交通线，开始经略和统一西南夷。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设立益州郡，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在滇西哀牢故地设置永昌郡，经过近200年的经略，基本实现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全部统一及郡县制统治。云南完成了从“徼外之邦”走向“郡县之地”的历史性跨越。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封泥、瓦当等实物，直观印证了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长期有效的行政管辖，那些尘封了2000多年的治理细节就此展示于世人面前。邮传文书、户籍登记、功劳申报、刑罚记录、《论语》残简——从职官到邮传，从赋役到户籍，从刑罚到教化，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已在西南边疆扎下了根。
立犬狼牙棒 西汉
伴随着行政管辖的确立，大量汉族移民通过屯田、戍边、徙民等方式迁入。汉式器物、内地礼俗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播开来，汉文化逐渐成为西南夷地区的主体文化。
出土于昆明晋宁左卫山墓地的东汉时期的陶陂池水田模型再现了西南夷地区特有的水利灌溉系统。模型由中间一道堤坝隔为两半。一半为陂（bēi）池，池中有鱼、青蛙、虾、鳖、鹭鸶；另一半为水田，分为六格，代表六块水田，水田内有螺蛳、蚌、泥鳅。陂池水田始于西汉末年，是内地先进水利技术与西南夷特殊地貌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利用了云南多山多雨的地理特点，通过陂池蓄水、沟渠引水，使水流入耕田，有效解决了山区灌溉难题。
汉风南渐、夷汉交融，云南地区在族群结构、生产水平、物质生活、文化风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汉朝人对于生死的理解与丧葬观念也融入西南族群的生活，比如中原的西王母信仰，博山炉里香烟袅袅，陶鸡陶狗按汉人的规矩陪葬，连佛像都出现了。但是，滇人的魂还在——只是从台面上退到了细节里。归融绝不是一刀切，而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
不是边缘，而是交汇点
众所周知，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它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而奠定茶马古道贸易基础的正是云南在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与这条路的起点四川成都相连，经灵关道、朱提道、夜郎道三路进入云南，在楚雄汇合，并入博南古道，跨过澜沧江，再经永昌道、腾冲道，在德宏进入缅甸。
这条古道的开通，不仅促进了云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使得云南成为中原文化、西南夷文化、楚文化及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点，为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
本次展览中有多件青铜器物包含这一特征。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西汉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上，有两个深目高鼻的舞者执盘踏歌。两舞者脚下有一蛇，口咬前人右足，尾绕后人左足。从两舞者的形象特征与装束来看，或为居住在滇国的塞人。塞人原为游牧民族，始居地在新疆伊犁地区至中亚一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有一部分塞人逐渐迁徙到滇池区域，成为滇国的邻居或滇王属下的少数民族。
昆明人所生活的滇西地区，也处在多条文化交流通道的交汇点上，他们跟滇人争霸、与巴蜀通商，和北方草原也有往来。两把出土于云南大理不同地区的山字格铜剑透露着遥远草原的信息。这种铜剑最早出现在北方草原，沿青藏高原东麓一路南下到了滇中，其造型从战国一直延续至西汉。一件兵器，刻下了一条从蒙古高原到云南高原的文化传播线索。
云南保山哀牢墓葬里的一件双涡纹铜节扣上，八组涡纹两两相对，形似蝴蝶展翅——这个纹样最早出现在3000年前的希腊和高加索地区，后来沿草原一路东传，最终铸刻在哀牢人的生活用具之上，它反映了哀牢族群与北方草原文化、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涡纹的东传印证了古代西南地区与欧亚草原之间文化传播链的存在，即便是高耸绵延的横断山脉也无法隔断。
所谓“西南夷”，从来不是边缘，而是一个重要的交汇点。
扎根于祖国西南的各族群，在高山、河谷、盆地、湖泊间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西南文明。本次展览以云南省内各文博机构所藏战国秦汉时期的400余件文物，共同勾勒出西南边疆族群发展的脉络，它们是当地人一步步走向融合、汇入华夏文明漫长历程的共同印迹。
文/王建南
图源/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编辑/ 刘忠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