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罗工柳:从木刻青年,到拓荒者和多面手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原创新闻 2026-11-19 08:47

展览:求索与担当——罗工柳艺术文献展

展期:展至11月30日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求索与担当——罗工柳艺术文献展”以清晰的脉络,还原了罗工柳(1916—2004)这样一位在新中国艺术初创期不断面对困境、持续探索并寻找不同出路的艺术家形象。文献展不同于常规纪念展,其核心在于研究与还原,需要回答某个时代、某个人物、某个事件“为何如此”的问题,旨在唤起对艺术家及其作品历史性的再认识。

从木刻到“土油画”:顺应时势的拓荒者

在展览尾声,有罗工柳写下的一段话:“第一是救亡与艺术的关系、第二是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第三是诗、书、画的关系。我的一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摸索、寻找处理这些矛盾的结合点。”这三个“矛盾的结合点”,是贯穿此文的主线。

罗工柳生于广东省开平县月山镇罗村,本名瑞和。在“张鼎勋私塾”就读期间更名为工柳,寓意“柳惠为工”。“柳惠为工”出自汉代东方朔的《诫子书》,这里“工”的意思是高明、精妙,指柳下惠处世圆融、能屈能伸,是一种高明的智慧。相对于伯夷、叔齐的刚烈和固执,柳下惠正直又不死板,能顺应时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工柳的私塾教育让他早早地就懂得了要顺应时势、不死板的道理。

展览的第一幅作品是罗工柳于1936年完成的黑白木刻《鲁迅像》。他这样记录创作过程:“我受鲁迅先生影响学起了木刻,考了艺专,定下了我一生的道路。鲁迅先生逝世,我的感情非常悲痛。为了抒发感情,完全不管什么方法了,甚至运用了剁、砸、斫(zhuó,意为砍、劈)的刀法,像石刻一样,随感情而来,在方寸之间抒泄我的不平和悲恸。”

《鲁迅像》 罗工柳 黑白木刻 1936年

罗工柳受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感召自学版画,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1938年,他加入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奔赴抗战前线,被分配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展览展出了罗工柳在鲁艺木刻工作团时创作的作品《儿童团检查路条》。艺术成为宣传民主与抗日救亡的武器,那时的罗工柳既是战士又是艺术家。

《儿童团检查路条》 罗工柳 套色水印木刻 1940年

罗工柳的木刻主要受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雕塑家珂勒惠支的影响。珂氏作品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深沉的黑色和明亮的白色来突出作品的重点。如果我们对比《鲁迅像》和《儿童团检查路条》,会发现前者用大量黑白色线条和色块表现光影和体积,而后者中这种浓重的黑色和强烈的对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民间年画水印套色木刻的效果。这种单线平涂、带有民间趣味的表现手法,创作出了大众乐于观赏、便于传播的作品。

木刻连环图画《李有才板话》完成于1946年。在这套作品的介绍中,罗工柳写道:“欧洲版画特别爱用顶光、侧光、逆光,特别爱用大面积的黑。我们突出了正面光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以用线造型,立体感成为不那么重要的问题,黑的面积大量缩小,整个风格变得朴素而又明朗,满脸的黑道道没有了,阴阳脸没有了,变得老百姓便于接受了……假如对生活无动于衷则不行。”

《李有才板话》插图 罗工柳 黑白木刻 1946年

罗工柳还分析了画中主人公的性格特点:“李有才有他的性格,他很傲慢的,是硬骨头,很简洁的几刀要表达出这些难度很大。”针对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在画中看到艺术家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李有才双手背在身后,脊背微微驼起,却抬着头、直视斜上方——这姿态中有一种不寻常的倔强。

《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创作并于194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展览展出了罗工柳、张映雪刻制的木刻连环画《李有才·小二黑》,让识字不多的普通读者也能通过图像理解其中批判封建旧势力、倡导思想解放的主题。

在中国美术馆近期展出的“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可见鲁迅在《〈无名木刻集〉序》中写道:“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其中“新”字尤为醒目,这无疑是对这套木刻连环画的最好注解。

顺应时势,还体现在叙事性布面油彩作品《地道战》中。这幅于1951年完成的作品,被誉为“新中国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开山名作”,还被纳入小学语文课本和初中美术教材。

罗工柳这样介绍这幅画的创作由来:“开始画稿表现的是民兵从室外的牛棚登上屋顶。碾庄的民兵看了以后说:‘那我们还不全部都让鬼子打死了!开始我们这样干过,吃了大亏。’他们说地道要和大的庄院通在一起,院墙封得比较严,从里边上房顶,从地道登岗楼。我不懂,是老百姓教了我才画出了《地道战》。”

《地道战》 罗工柳 油画 1951年

画面的左上方,画的正是介绍中描述的情形——一位民兵在房内通往房顶梯子的最高点上,俯身接过下面人递上来的一篮子手榴弹。画面中心,一位女民兵手指扣在扳机上,神情专注而警觉——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正是抗战年代的真实写照。

与这幅作品同年完成的还有布面油彩画《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罗工柳曾写下了这样一段往事:“有些行家认为是‘土油画’,这个‘土’字在当时属于贬义,我自己也承认,我是从山沟出来的,本来搞木刻,首次画大幅油画,自然只有‘土’,不会有‘洋’,这是必然的。”正是这些困惑,促使罗工柳三年后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油画,并由此深化了他对“土与洋”关系的思考。

主持人民币设计工作:随时代演变的探索者

1952年春天,中央美院的教师罗工柳、古元、辛莽三人,参加巴金任团长的“中国文艺工作者战地访问团”,深入朝鲜前线开展了长达9个月的战地创作。此次文献展,展出了罗工柳在朝鲜期间的战地日记、朝鲜战场速写集、素描集和写生作品。

在那战火纷飞的坑道中,四位战士围在一起愉快看报的画面被素描捕捉下来。《抗美援朝前线的战地写生》的标题下,罗工柳写道:“……晚饭后,戴参谋带我山顶去瞭望,雨后的晴天,夕阳照着敌人的阵地和我们的前沿,正面是无名高地,敌机正在那里俯冲投弹,山头上冒着两股粉红色的烟柱,这是敌人打的有色烟幕弹,炮弹烧着了炸烂的树干,冒着红色火光,整个山头是红黄土色,那真是个战场。”

访朝期间,罗工柳已经开始参与人民币设计工作。1950至1985年,罗工柳作为人民币设计组组长,主持参与了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工作。“1950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作领导工作,一天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两位人民银行的客人,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王显周,抗日战争时曾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印刷厂厂长,当时我也在报馆工作,为解放区合作社刻制过流通代用券,木板印刷,仿钞票形式,图案是列宁像。王显周就是根据那个印象来找我的。”

展览中除了这三套人民币的票样,还展出了一件第二套人民币拾圆纸币正面的“工农”形象的素描原稿。罗工柳在谈到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时自述:“国际上货币一般有肖像,肖像防伪比较好。所以我第一次设计的一套用的毛主席形象。毛主席看了以后不答应……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干脆用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做主题。”

《工农》 (第二套人民币设计稿) 罗工柳 素描

货币上的花纹是被誉为“新中国设计第一人”的艺术家周令钊设计的,他采用了青铜器的花纹代替了欧美钞票上惯用的机器花纹,票面装饰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气息。这让我想起前面提到的“鲁迅与美术”展中的一段话:“鲁迅珍视传统艺术与民间艺术,系统搜集金石拓片、笺纸及中国画、书法、年画等,从中汲取‘刚健质朴’的美学,主张‘古为今用’,将民族形式融入新兴木刻与书籍装帧,服务于大众启蒙。”第二套人民币给人的整体印象,正与这种美学取向相通。

第三套人民币拾圆纸币正面,除了工农形象外,还汇集了各行各业的众多人物,具有显著的“大团结”特色;画面构图舒展,空间开阔,整体显得活泼大气。

在第四套人民币的介绍中,收录了罗工柳的一段自述:“我原来提出的方案是从100元下来,全套都是各民族的形象。报上去以后,却没有批准。结果呢,经济形势发展非常快,后来突然决定要加百元币。”这个单元以人民币设计为线索,让观众看到15年间国家形象塑造与时代审美变迁的一个侧面。

从“土油画”到民族化:东西方结合的实践者

1954年,罗工柳通过考试到列宾美术学院以进修生的身份开始研修。

在展板上,看到罗工柳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似乎是对前面关于“土油画”的回答,却又否定了之前“土”是贬义的看法:“……说那些作品是‘土油画’没有贬义,但从笔触与色彩这两种重要的油画语言来看,那两张画还是比较幼稚的,的确是‘土’,是还没有驾驭色彩语言的朴素。”

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包括赴博物馆研究临摹欧洲与俄罗斯原作,重点探究列宾、苏里科夫的人物画技法,谢洛夫、科罗温的色彩,以及列维坦的风景创作,最终聚焦在色彩造型与色调把控两大核心。

在谈《哥萨克人》的创作时,罗工柳写道,“以形写神”的作画过程一般先冷后热。前期重理性造型——准确处理形体、空间、质感、色彩与画面结构,同时兼顾“神”;后期集中提神,在调整和确定“形”的过程中,将对象的精神状态与艺术家的情感更充分、更生动地表达出来。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始终不点睛,最后一笔点出神采,正是此理。

《哥萨克人》 罗工柳 布面油彩 1957年

“我对西方油画不太满足,可能就是觉得它缺一些诗意的东西。”——罗工柳在《罗工柳艺术对话录》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道。

布面油彩《井冈山》完成于1961年。第一次展出是在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创新先驱之路:罗工柳百年诞辰纪念展”上。在人民网一篇题为《罗工柳〈井冈山〉56年来首次走出藏品库》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指出,之所以这么多年从未展出,是因为那个年代更受欢迎的红色经典画都是情节性的,而这幅风景画偏于纯艺术。”这则引述内容实际上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叙事性绘画比侧重艺术语言探索的绘画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事实。

与这幅作品并置的是布面油彩作品《毛泽东在井冈山》。同时展出的还有1959年罗工柳等人在井冈山采风的照片。在文字记述中他写道:“高山远望,一片云海,千变万化。我站在这种奇景前面,站在黄洋界上,想到这里是革命的摇篮,想到这里是革命的立脚点,想到这里也是革命的出发点,我也想到今朝的风流人物。这一切都使我心情激动……画完后,感到表现出我一点点想法,但还不够理想。于是我立即着手画第二幅,最初画群众场面,但越画具体,越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表现的东西少。最后我在原画上,把群众改成大山,画成了《井冈山》大风景。”

《井冈山》中石青、石绿的运用具有写意性,体现出中国壁画对罗工柳的影响。《井冈山》这幅巨制被誉为现代版的《溪山行旅图》,探索了中国传统写意美学与西方油画写实语言的融合。

1959年,罗工柳在中央美院主持“罗工柳工作室”(后改为油画第二工作室)的教学工作。此次展览在“桃李春风”部分这样评价他:“他以开创性的育人模式连接起中国现代美术的代际发展。尤其是在他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主持油画系罗工柳工作室以及文化部油画研究班期间,先后将解放区教学传统、苏联油画教学的成功经验融入学院的正规化教学实践中,为形塑当代中国的美术教育做出了独特贡献。”

到了晚年,罗工柳经历了几场大病,但他始终乐观,以书理气。正如在展出的布面油彩《海之晨》中看到的一番景象:晨光中,两只展翅的海鸥在辽阔的海面上自由飞翔,它们展现出的轻盈、宁静跃然画面之上。罗工柳以狂草般的线条勾勒海面上一道道起伏的金黄色波纹,最动人处,在于“笔断意连”间由书写节奏生发出的深情。

展出以1998年的《落霞》作结。天空中,晚霞的霞光与灰调厚云构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意境,金灿灿的画框则让晚霞愈显流光溢彩。

一早一晚,清晨如春,温润而充满生机;傍晚如秋,绚烂而略带苍茫。晨昏交替间,春秋轮转中,这两幅作品仿佛将一日、一季乃至一个完整的轮回,化作对时势与生命的深沉感悟。

展出的书信、日记、早期出版物、剪报及影像资料等珍贵文献,使这份感悟豁然清晰通透,让观众看到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家在直面创作中“矛盾的结合点”时所怀有的那份坦诚,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文/姜莉芯

编辑/ 刘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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